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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安五失本争论 　　摘要：道安在佛经翻译实践中提出的“五失本”在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对于“五失本”的理解和争论主要集中于“失本”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关键词：道安 “五失本” 争论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3-0063-02 　　我国的佛经翻译历时1000余年，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佛经的翻译，对我国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经译者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并形成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晋时期的道安便是其中之一，“在译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陈福康，2000：9）。在他诸多译论当中，最有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被钱钟书在《管?编》中赞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序中写到：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一失本从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角度提出翻译须遵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之能为中国读者理解，而不能逐字翻译，使读者困惑；二失本意识到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翻译中必须加以文字修饰，才能为中国读者接受；后三失本主要论述梵文佛经通常都有反复，重述，总结或者解释，在翻译中应当删繁去冗，达到疑问简洁明了。“五失本”反映了道安作为译者对翻译两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语言表达和行文习惯等差异的认识，在翻译时必须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锁之处可以进行删减。“五失本”指的是在佛经翻译中，存在着五种和原文形式、内容、语体、风格韵味等不一致的情况（刘长庆，2010：177）。对于“五失本”的争论集中于“失本”在翻译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在道安之前，佛经的翻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乃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见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道安对安世高、支谶等的过分拘泥于文法而逐渐倾向于死译，以及支谦等人随意删减的意译提出了批评，“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差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因此，道安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质派的代表。既然道安主张“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直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又乏译人，考校者鲜，先人所传，相承谓是……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意常恨之……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揽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五种翻译方法会使译文失去原来的面目，这几种翻译方法是不对的（王克非1997：23）。马祖毅（1998：38）认为“道安的意思是，翻译梵文经典，有五种情况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陈福康（2000：13）指出“‘五失本’显然是指“他（道安）认为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而不是赞同这些译法的”。 　　然而，吕徵（1979：61）论及“五失本”时指出：“简单说来，有五种情况是不能与原本一致的。”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撰的“翻译”词条中也概括而明确地指出：“‘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祝朝伟（2006：113）则认为道安是在对以往的翻译实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失本”的规范，作为对之前“死译”和“意译”的一个折衷，为颠倒译文语序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从语法上找到了理由，为译文句子的分合从文体上找到了依据，并以“许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为前提，规定了对原文内容删裁的范围和限度。陈可培（2006：116）认为道安并非是单纯的直译派，他对“文”“质”有比较辨证的看法，经文之质与否，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大乘经应该文一些，而戒律则非质不可。以道安对翻译所做“窍成混沌终”的评论和“葡萄酒兑水”的比喻来证明他主张直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陈可培，2006：118）。潘佳宁（2009：143）认为“简单地将道安归入直译，而抹杀其对后来罗什翻译理论、方法的贡献，有欠公道；且片面地强调其“案本而传”实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为不妥，应予以进一步研究，探寻其译经中的意译成分。”其实在道安的很多著作都折射出其意译主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