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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思考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掀起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判的浪潮，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空间观念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中，这种创新性再思考的研究范式为我国研究城市和城市化开拓了崭新的视野。重新回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城市发展、总结城市经验、规划城市空间、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城市观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80 　　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体，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凝聚点。人（尤其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并非一个孤立存在的抽象个体，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从而，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中，才能成全人的天性，[2]才能成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特性；而在一切共同体中，城市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对人的生存和生活至关重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人的日常生活的好坏。由此，我们不可否认，城市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也是人们孜孜不倦进行探索的课题之一。因此，研究城市――重新回顾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摸索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 　　1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概况 　　随着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面临层出不穷的“城市危机”，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因此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城市研究，尝试着用新的视角去考察城市化进程，其关注焦点集中在空间批判、“城市权利”等方面。 　　在城市空间批判方面，列斐伏尔指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知识的直接介入，“在空间中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从而“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3]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各类生产要素在空间的汇集与交融，“自然空间”已经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人化空间”“社会空间”；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不仅与自然界产生联系，同时也以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在空间中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从而城市空间具有社会性，空间的生产与随之产生的社会关系形成根本意义上的内在同构性。 　　在城市权利研究方面，戴维?哈维指出，“主张城市权利即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4]因此，公众诉求上升为公共权利――城市居民对城市创造、建设、改造和更新的共同诉求，对保存和继承城市文明的共同诉求，对拥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诉求上升为具体的城市权利。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使用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资源来阐释和论述城市权利的重要性，从而为推动和保障居民城市权利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空间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并力图倡导马克思主义重回城市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城市问题，试图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联姻。这些新视角下的城市理论体现了批判意识、辩证法思想和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这种创新性再思考的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研究城市化进程开拓了全新的视野。 　　2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思考 　　诚然，现代资本不能跳出城市这个“梦工厂”而进行积累与运作，在资本主义整个历史中，城市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城市化从来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手段”，[5]资本逻辑内的劳动、资本、货币等因素与空间元素内的阳光、空气、土地等资源在城市范围内进行不同的组合配置、生产分工、流通交换，最终实现基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 　　然而在这个运作逻辑的背后，潜伏着现代城市发展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一般地，城市化理应服务于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践，而城市发展也理应服务于人们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与行动；但在城市自身的不断更新中产生一些消极的、负面的、非正义的因素――既妨碍了人们进行合理合意的城市规划、合规合宜的城市建设、合情合法的城市管理，也妨碍了人们根据自身意愿更新生活环境、使用生活空间及其资源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等城市权利的实现。 　　尽管城市资本逻辑运作的背后潜藏着各种矛盾与冲突，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化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权利的实现，城市权利的实现推动了城市居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城市居民的自身发展则推动了城市的整体发展，反之亦然。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如果一个城市化的发展处于上行状态，那么人们的城市权利得到实现和保障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们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最终城市也能得到整体提升；相反，如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处于下行状态，那么人们的城市权利就很少甚至无法得到实现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