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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逮捕条件与程序若干问题思考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但是由于逮捕涉及被逮捕人人身权利的暂时限制或剥夺,与人权保障工作密切相关,所以各国普遍对逮捕制度做了严格的规定①。但是我国立法中关于逮捕的规定十分简单,更加强调逮捕的犯罪控制功能,而对于逮捕的人权保障意义却鲜有体现。司法实践中,逮捕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的执法大检查中,首先就提出了超期羁押问题仍然比较突出②。其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开展了多次“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治理活动③。司法实践中,为了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治理活动,各地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自查活动,并积极探索制约“超期羁押”的新机制,例如建立、完善提前预警制度,在押人员及家属告知制度,投诉制度,公检法联席会议制度,案件到期通报制度等④。面对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机制、新举措,我们需要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分析、来判断,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工作。 　　 　　一、逮捕必要性条件探索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的逮捕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学界一般将上述条件划分为三类,即证据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刑罚条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必要性条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⑤。在上述三个条件中,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是前提,必要性条件为关键,是前两个条件的制约性条件,是逮捕的必要条件。 　　只有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才能批准或决定对其进行逮捕,这体现了刑事强制措施保障犯罪控制的功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上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需要被逮捕,对于那些涉嫌比较轻微的犯罪处罚或者没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就可以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需逮捕,这既是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也是诉讼人权保障的必然性要求。因此,逮捕条件中的必要性条件,构成了对逮捕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的制约,在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内涵 　　仔细分析《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必要性条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发现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第二个层次是“有逮捕必要”。通过两个层次之间的关联词“而”,我们可以得出上述两个层次的条件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即在满足第一个层次的必要性条件后,还需要满足第二个层次的必要性条件,才能予以逮捕。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中的“等”字,在汉语中,“等”的意思比较多样化,既可以指“之类”,也可以指“就这么多了”。在这里,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出发,我们需要将这个“等”解释为“就这么多了”,不同刑事强制措施的强制程度有高低之分,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性处于中间地位,较之拘传则强制性稍强,较之拘留和逮捕则强制性较弱。在这里如果“等”字采用“之类”的意思,即不仅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包括拘传以及其他非强制措施,反映到法条上就是“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这时如果依照该种解释,对于“采取拘传的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情形,就可以采取逮捕措施,实际上是扩大了拘留、逮捕等强制性较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不利于人权保障。所以,在这里不宜将“等”扩大解释,只能是解释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方法,不能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情形,从而限制了逮捕的适用情形,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工作。 　　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大都将如下几种情形确定为逮捕的必要性条件:(1)逃跑;(2)再犯可能性;(3)干扰妨碍证人作证⑥。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也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