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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困境”谈起 ——全球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论述评 【 作 者 】肖巍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科部 【 正 文 】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人类活动和环境公共物品的供需关系上往往无能为力，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原则地说，对于全球性环境问题，各国必须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在合作的基础上谋求集体理性的解决之道。本文拟从一个著名的博弈论案例出发讨论这个问题。 （一） 由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成功运作，人们普遍认为个体看似无规则的经济行为，通过市场关系的调节作用，总体上将呈现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对自己利益有最好的判断，亦无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但其总的效果是社会资源得到了最合理的配置，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福利；而推动人类命运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就是贯穿于此的基本理念。 通过市场导向集体有序，固然皆大欢喜，但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失灵”，特别是个体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后果，就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从日常生活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经济人”（指受经济理性驱使，根据趋利避害原则行事的“人”；扩大到任何经济实体、利益集团乃至民族国家）之间斤斤计较、以邻为壑，乃至发生冲突而两败俱伤的例子亦屡见不鲜。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工业化和国际分工使各“人”扮演的角色逐渐到位，但同时也正由于他们各行其是，互不合作，竟使人类陷入诸如全球环境退化的困境之中。 作为博弈论的一个经典例子，“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A. W. Tucker，约1950 ）就描述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是怎样陷入自己埋设的困境的。简单地说，所谓“囚徒困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两个被怀疑有罪但证据不足的囚徒，被地方检察官分别告知：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他们将以携带作案工具而被指控，各判刑1年； 如果两人都坦白了，他们将被各判处5年徒刑；但如果其中一人坦白了， 而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开释，而不坦白者将被判处10年徒刑。这两个囚徒面临是否坦白的对策选择（alternative）或博弈。 作为囚徒甲，他的推理如下：假设乙坦白了，我不坦白，我将被判10年；我也坦白，只判5年；假设乙不坦白，我也不坦白， 我也要被判1年；我若坦白了，则被获释。所以，无论乙坦白与否， 选择坦白对“我”都比较有利，这是甲的理性选择。囚徒乙也完全可以作出同样的推理。结果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坦白，陷入了一个困境（显然，都选择不坦白对他们更有利；这里具体判刑几年并不重要，关键是囚徒可以理性地排出有利组合的次序，但如坦白与否的待遇相当接近，有人可能会尝试冒险）。 造成囚徒困境的预设包括：一、每个囚徒必须知道博弈规则及其后果；二、每个囚徒必须是理性的，即总可以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譬如一个不那么理性的囚徒就很可能径直选择不坦白），这是最重要的；三、囚徒之间必须相互隔离，不可订立攻守同盟，亦无法获悉对方的选择倾向。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弱化这些预设困境仍然成立。首先，困境绝不限于“囚徒”，任何谋求对自己有利的理性双方（可用经济人或理性人代之）都可能陷入其中；“囚徒”也不限于两个，涉及多方的博弈可能复杂一些，但那不过是“大规模的”（large scale）囚徒困境；甚至“囚徒”之间是否联络，有否订立攻守同盟也不重要，因为只要这些协议没有约束力，谁也无法保证对方不背信弃义。（有关“囚徒困境”的讨论可参见李伯聪、李军：《关于囚徒困境的几个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 类似的大大小小困境可谓俯拾即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价格战”、“军备竞赛”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囚徒事例，谁都想占便宜，结果谁也占不到便宜，或占到便宜的效用相互抵消了。这些行为又被称为“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它表明“利己之心是如何导致不合作的、污染的和扩军备战的世界——一种恶劣、野蛮和使生命短促的生活方式”。（［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926页） 值得一提的是，选择“坦白”（相当于囚徒之间的不合作）仅仅对囚徒双方不利，对检察官、对社会反而是某种合作，是有利的。但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大监狱”，我们大家就都是“囚徒”，便没有这个区别了。因此如果把“囚徒”理解成“经济人”，把“坦白”换成“污染”，可以发现许多环境问题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第一，许多可再生资源都不归私人拥有，所以存在着许多个实际上的或潜在的使用者；第二，每个个人都有利用更多的资源的积极性，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个人利润。这就是支配策略问题；第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