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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2004―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GMM方法，实证检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由于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比重下降，以及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和投机因素的存在，农民并没有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显著获益，农产品价格上涨未能显著带动农民收入提高。而农民的打工收入，尤其是通过加工贸易出口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实现的非农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推动力量。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农业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1)09-0096-03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所需解决和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农民收入增长更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Fan，1991；Lin，1992)和农业技术进步(Huang andRozelle，1996；Fan and Pardey，1997)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迅速(黄季琨，2004)，但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遇到很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是其集中体现(沈坤荣、张璨，2007)。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常年落后于GDP及城镇居民增长率，虽然自2004年之后，这一差距开始拉近，但由于长期的“弱势”积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不仅加剧了原本严峻的城乡收入差距，恶化了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由于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会进一步加剧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蔡?P(2000、2003)、杨涛(2000)的研究指出，1978年之前，以“农业补贴工业”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为特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农民利益的压缩；改革以后，农民收入增长，一方面受到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性障碍束缚，另一方面源于城镇利益集团的压力所推行的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陆铭、陈钊，2004)。当然，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是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重激励下实现的，考察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固然无法回避制度、政策等内部环境因素，但也不能脱离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垂直专业化”分工下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并不断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基础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和通道。加工贸易，一方而，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李实，1999)；另一方面，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通常会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从而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此外，从生产率的角度看，部分学者认为农民收入增长困难也与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有关(郭剑雄，2005)，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是最终提高农民自身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张银、李燕萍，2010)。当然，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看，由于大量劳动力仍分布在农村，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农产品价格变动也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实利益。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出现的新一轮上涨态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虽然有学者从理论上指出由于农业在农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等原因，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有限，但却鲜有文献严谨深入地实证检验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收入的作用关系。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并没有显著的带动农民收入增长，这不仅不利于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反而会拉动整体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本文将基于收入来源的角度，构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基于2004―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控制初始收入水平、财政政策因素，外出打工收入等影响后，计量检验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的实证检验将采用面板模型的GMM方法以克服变量内生性所引起的偏误，得出更为稳健的估计结果。 　　 　　一、模型、数据与方法 　　 　　借鉴新古典理论的条件收敛框架设计农民收入增长模型，计量形式设定如下： 　　git=α+β0Ln(yit-1+β1APit+β2Zit+εit　(1) 　　式(I)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样本时间跨度选择为2004―2008年，横截面包括中国大陆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