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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中对继续教育再认识 　　一、继续教育：朴素的定义、深广的内涵 　　 　　继续教育是对完成相应学业、取得一定学历后的所有在职专业技术人员与领导管理人员的知识、技能进行补充、更新、拓宽和提高的一种追加教育。 　　继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不断提高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继续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与扩展，辐射所有社会领域，贯穿人的一生，更多体现公民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意义。 　　由于贯穿国民教育与终身教育两大体系，继续教育逐渐成为整个教育领域的重心。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已是经济全球化与教育现代的大趋势。 　　 　　二、创新实践赋予继续教育新的诠释 　　 　　继续教育实践领域与实践功能的拓展，实践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日趋显现并获得广泛认同，促进了继续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对于继续教育的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的界定，对于继续教育内容、形式、管理、评估等内在规律的探究，呈现多样化的趋向。 　　 　　(一)继续教育“社会公益说”与“国家行为说” 　　世纪之交，高新技术拉动下的全球性的社会转型，促使社会产业结构、国民就业结构、职业技能结构、社区组织结构等等发生变化，要求从业人员重新形成较强的专业应变能力，不断优化知识、技能与心智的结构。因而，持续学习就成为从业人员专业生涯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次性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的重要载体与不可或缺的过程，继续教育在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政府对继续教育的社会效益给予高度重视和有效支持。 　　其一，表现为政府主导与管理。如美国国会设有继续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向国会和总统提出有关继续教育的建议，向联邦教育部提出继续教育基金的发放建议等。1977年法国成立国家职业教育部，下设继续教育局，主管全国的继续教育工作。日本在文部省设有终生学习局和终生学习审议会，专门管理和审议继续教育工作。 　　其二，通过立法(教育法、国民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强化国民的继续教育。如美国：《国防教育法》(1958年)要求各地区设立职业技术教育领导机构，有计划地对青年和成年人开设职业训练；《职业教育法案》(1963年)规定需要提高现有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成人劳动者和需要特别职业训练的失业者、半失业者均应接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提出加强对继续教育活动的援助；《成人教育法案》(1966年)就成人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教师培训、管理体制、经费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为继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其三，政府投入直接或通过专业培训机构实施继续教育。如：公务员、教师、军人等领域的专业培训，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政府职能转变后涉及公众利益的非盈利行业乃至大型国有企业的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专业证书的认证培训与再培训(包括律师、审计师、注册会计师、金融监管人员、社会保障事业人员、社区工作者等)。 　　党的十六大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学习型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引领我国的继续教育进入全面创新的阶段。 　　作为政府执政力、引领力与公信力的体现，从中央到地方倡导创建学习型政府、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军队、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学习型社区等，作为终生学习的主渠道、主阵地，继续教育关乎社会发展的途径、模式与效果。 　　在学习型社会里，全体公民都是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学习的主体。继续教育为全体公民提供广泛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帮助公民进一步提高学历与从业能力，提高适应与胜任岗位的能力，使其知识和技能得到不断的提升，使其才干与智慧得到不断的开发，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提出：“分层次、分类别、多渠道、大规模、重实效”地实施干部培训，“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干部每5年累计参加3个月以上的脱产培训。”“专业技术人员有计划、分领域、分类别、分层次开展大规模继续教育工作”，其中中央直接抓好400名左右专家和400名左右后备的培训。公务员要开展“提高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学习创新、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培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也要进行相应的继续教育。从“顶层决策”规划继续教育，周期之长、规模之大、层次类别之多、要求之具体与严格，堪称“全球教育史之最”。显然，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是“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的一项执政党行为、一项国家政府行为。 　　继续教育有效发挥社会公益作用，可以北京市启动农村教师培训的“绿色耕耘”行动为例。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与均衡，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社会公益事业；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校际之间义务教育的差距，是政府近年的政策导向与务实举措。本着“面向全员、突出骨干、倾斜农村、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