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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乐新知 衰暮思故友 段季远（段承佑） (由左至右)傅启泌、段季远、魏泽馨与原南菁教师刘谦合影(1990年校庆) 共度难关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附中几位华侨同学如傅启泌、庄任秋、罗嘉志、冯福威等的经济来源都被断绝。当时，我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穷学生，常年以校为家。尤其是假期，我们就聚在一起，过“共产主义”生活。为了不致断坎，同舟共济，谁有钱就用谁的。我们还有几位联大的朋友，也是穷学生，但路子比我们宽，在中学兼点课，或当家庭教师，不时地给我们一些接济。有时，我们也做一点临时工，有点微薄收入。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却非常乐观，各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困难没有把我们压倒。1944年以后，申请到学校的“贷金”，可以维持起码的伙食费，还有少量的零用钱，才算度过了生活的难关。 我们是“罗浮”(Rover) 启泌初中时代是附中童子军的总干事。当时附中的童军老师吴能定先生，不像其他学校的童军教官，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他主要通过实践，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教育学生无私无畏，助人为乐，如要求每个童子军每天至少做一件好事。同时，他重视培养学生具有强健的体魄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通过露营、野炊、爬山、游泳、结绳、旗语、星象、追踪、偷营、救护、采集野生动植物标本、搞社会调查等，使我们学到许多课堂内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943年，通过“全能”考核合格，启议和我第一批被授予“罗浮”(Rover，英语中“高级童子军”的专有名词)的光荣称号，这是附中童子军的最高荣誉。 积极投人爱国民主学生运动 “皖南事变”后，许多真实消息被国民党封锁。太平洋战争爆发，联大民主墙才又重新活跃起来，同学们从民主墙上的消息得知，香港即将沦陷，许多文化名人和教授学者如何香凝、沈雁冰、邹韬奋等100余人，准备向内地转移时，孔祥熙的妻女宋霭龄、孔二小姐依占权势，强占最后一架民航班机，抢运她们的私产、箱笼、家具、副官和洋狗，使许多文化名人、教授、学者身陷香港，后来是东江纵队派人出生入死，千方百计才把他们营救离港。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内地国人极大的愤慨，昆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孔”运动；我们几个附中同学，出于义愤，参加了昆明青年在抗战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第一次示威游行。 1944年罗广斌考入联大附中后，即与启泌结为好友，通过罗广斌结识了联大地下党和学生会的负责人马识途、齐亮等人，这对他们的思想进步帮助很大。1944年12月，由张建中，张天健、罗嘉志．祖荻帆、杨光宇和我六人发起，组织了附中跨班级的“燎原社”。不久，启泌和广斌也加入进来了。1945年上半年，昆明学生运动急剧高涨，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都关心着中国向何处去，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希望国共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避免生灵涂炭，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于1945年10月3日强迫龙云下台，并劫持到重庆，继又转南京挂名军事参议院院长，悍然撕毁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肆意制造事端，准备内战。我们常到联大民主墙看壁报，与联大进步同学接触，听闻一多、潘光旦、张奚若、吴晗等教授的演讲，开阔思路，打开眼界、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和新华日报，自己办“燎原”壁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五四”晚会、纪念护国起义的集会和游行等，冲破了附中“死读书”的气氛。在我们周围一大批附中的同学也卷入到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来，“燎原社”在附中的声望也日益提高。 附中的学生自治会是以普选的方式产生的。1945年学生会换届时，罗嘉志当选为主席，傅启泌、罗广斌、杨光宇和我都当选为委员。“燎原社”成员占了学生会委员的大多数。不久，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在此之前，1945年11月25日在联大草坪召开时事晚会，“燎原社”的全体成员都去参加了，后来又目睹了“一二·一”惨案的实况，参与救护伤员，从北门外云大医院将李鲁连等烈士的遗体抬到联大图书馆。我们以学生会的合法身份，冲破校内三青团的种种阻力与破坏，领导了附中的罢课和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坚决斗争。通过“一二·一”运动，大多数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看得更清楚了，提高了革命觉悟的和反蒋的自觉性。 1946年上半年复课后，学生会进行换届选举。按学校规定，毕业班的学生不再选入学生会，所以，46级的罗嘉志、傅启泌、罗广斌都退出了学生会，我当选为主席。在工作交接时，他们三位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我，要求下一届学生会团结同学、搞好学习并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在此基础上，把附中的爱国民主运动继续引向深入。1946年暑假，联大复员北返，罗嘉志回越南参加胡志明政府工作，罗广斌转移到滇南建民中学，不久便回重庆从事党的工作，傅启泌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