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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下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设计和监管 　　摘 要：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有效性，是理论界、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制约我国当前反洗钱工作效率的现实难题。本文通过研究可疑交易报告机制的信息结构和监管博弈，建立数理模型，证明在缺乏洗钱风险信息沟通情况下，可疑交易报告机制的纯策略静态博弈是趋于无效的，并以动态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为条件，证明以风险为本的方法可解决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有效性难题，研究了这一方法下的金融机构参与性约束条件和监管机制设计等问题，并对我国反洗钱体制改革和转型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设计和监管；信号博弈；子博弈完美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1-0003-08 　　一、引言 　　无论从反洗钱国际立法原则还是各国实践看，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金融机构等反洗钱义务主体预防和打击洗钱体系的核心。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基于对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合理怀疑，向金融情报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线索，为查处洗钱等违法犯罪提供信息支持。但能否实现这一目标至今仍广受质疑，甚至引发了理论界对整个反洗钱体系有效性的争论。 　　对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的质疑主要来源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理论方面：一是认为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存在设计缺陷，二是认为其制度环境难以实现。认为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本身存在设计缺陷的，主要针对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公权运行信息需求的一种代理行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在4点理论假设之上：假设1，洗钱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等义务主体实现；假设2，洗钱交易在某种特征上必然区别于合法交易，这种特征具有一定规律并可以被识别；假设3，金融机构凭借掌握的客户身份及交易等信息优势，有能力识别出这些异常特征；假设4，金融机构识别出具有异常特征的交易后，有能力甄别和确定该交易是否涉及洗钱，甄别后有合理理由认为涉嫌洗钱的会尽责任地报告给公权机构，进而满足反洗钱公权运行的信息需求。 　　对以上假设的理论质疑有：第一，洗钱并不必然通过金融机构等义务主体实现。洗钱方式和通道多种多样，正规金融等法定反洗钱代理主体仅是洗钱渠道之一，其他地下金融、贸易方式均可以用于洗钱。第二，洗钱与合法交易在交易特征上并不必然存在明显区别，为逃避监管打击会刻意模仿合法交易模式。即使洗钱交易具有某些区别于合法交易的异常特征，洗钱手法多样性及其动态变化也致使这些特征的规律性难以被总结和掌握。第三，假设3和4取决于金融机构的代理能力和意愿。即使金融机构能够诚实合法经营，仍然需要投入成本收集、监测和甄别客户及其交易信息，而收集和监测客户身份及其交易的行为同时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等赖以生存发展的客户关系，又产生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另一种非物质成本。这些成本投入不但影响着义务主体的代理能力，而且决定了其代理意愿，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又取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环境的设计和构建。 　　一些学者同时认为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环境难以构建，因为无法解决激励相容和隐藏信息的问题。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环境，是政府等公权机构（委托方）为确保反洗钱义务主体（代理方）向其传递有效信息而建立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激励相容方面，两类报告错误上的目标差异致使委托代理双方难以形成利益同盟。可疑交易报告作为一种带有较强主观判断的信息传递机制，无法避免两类报告错误：一是漏报（false negative），即应该报告的可疑交易未被报送；二是误报（false positive），即报送了该被排除的可疑交易，委托和代理双方在两类报告错误上必须有所取舍。一般认为，作为委托方的公权机构更注重可疑交易报告的情报价值，会倾向于避免第二类错误；而代理方金融机构作为理性经济人，更关注报告后免责的问题，会倾向于避免第一类错误。因此委托代理双方在可疑交易报告类型上存在选择性偏差，缺乏共同利益导向而无法形成相容的激励约束机制。在解决隐藏信息问题上，由于代理方在客户、交易信息和反洗钱履职环境方面具有信息优势，完全可以隐瞒对其不利的信息，并以洗钱交易隐蔽和手法复杂难以监测为理由与委托方进行“选择性合作”，信息不对称下委托方无法激励约束代理方与其充分合作。 　　事实印证了以上质疑具有一定合理性，“防御型报告”结果（defensive filing）和“狼来了”效应（crying wolf）就是两种典型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失效。“防御型报告”是指报告主体出于自卫和免责，倾向将所有异常交易不加分析地作为可疑交易报告，“狼来了”效应则是报告情报价值低对反洗钱体系的损害。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难题，似乎成为任何国家反洗钱工作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诸多学者对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