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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暨经济学科中国化 　　摘要：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开经济学教育“中国化”之先河，他们改革教学体系，开展实地调查。加强理论研究，培养经济学人才。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为推动经济学科的“中国化”进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 　　关键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科；“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0)11-0001-03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经济学科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许多大学都设有经济系和商学院”。经济学科的重要意义逐渐为社会所认识。其地位也渐为社会所肯定。期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为我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工作开经济学教育“中国化”之先河，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中国化”之肇端――南开大学的改革与经济研究所创立 　　 　　(一)创立背景 　　1919年创立的南开大学，在教育模式上主要仿照美国模式，“并不能与中国丰富生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24年底至1925年初，轰动一时的南开“轮回教育”风波，使校长张伯苓认识到照搬照抄的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拾人余唾矣”，于是1926年他决定，“将文科之精力集中于政治、经济两系，训练政治、经济之人才，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并聘请留美归国的何廉博士“任商学院教授，担任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二)创立经过 　　1927年10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针对南开所处的天津具有“西控兰晋，北扼冀幽，东系辽东，南引鲁济，棉花羊毛，皆集此而出口，为北方巨埠”的政治、经济优势，南开大学决定将办学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并提出将“土货化”作为今后发展的根本方针，改变以往“无一而非‘洋货”’的现象，“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以此为标志，南开的教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0年春，南开大学设立学院制度。其时，商学院设普通商业系、银行系、会计系以及商业统计系，而经济学系、财政学系等则隶属于文学院。同年张伯苓“商请何廉于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以外，兼任商学院院长和文学院的经济系主任”，何廉接受了聘请，并提出建议：“(1)把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2)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简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方面的教材；(3)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对此，张伯苓完全接受。1931年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作为负责人的何廉倍感兴奋，因为这不仅使他力促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也为实现经济学科“中国化”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1934年春，经济学院改组为经济研究所，“名称虽易，工作不变”，由何廉任所长。方显廷任研究主任。 　　 　　二、“中国化”之起步一教学“合理化”的实现 　　 　　(一)课程调整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初期，课程体系存在很大弊端。课程设置既繁且专，不仅使学生疲于应付，而且“对于他所选定范围内的职业是不能胜任的”，很多毕业生对于“商业社会的专门术语不熟悉”，甚至“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对此，经研所认为，在经济学教学中“有必要使每门课程都‘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改革课程体系，“大学第一年以一般基础课程为主，第二年以基本经济学课程为主，三、四两年各有专业课，重点在经济应用学科方面，使学生毕业后就业时，能学以致用。”在学分上也放松要求，按照学则规定，每个学生需习满132学分，即一个学期只需习4－5门课，相较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需习满152学分才能毕业的规定，少了20学分。 　　(二)教材编写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经济学科的教材多为外国原版的课本，内容缺乏更新，脱离中国实际。因此，何廉提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主张，即“向中国有关农、工、商、金融等企业及政府机构大量搜集经济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对城乡经济情况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用中国的实际资料说明原理和问题。教科书的编纂正是“利用全院教师们在理论联系实践，在揭示中国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在教学中的经验，来使学院教学得到更实际、更合适、更有用的教材”。他们编著的教材如《财政学》(何廉、李锐)、《经济学原理》(何廉、巫宝三、杜俊东)、《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何廉、吴大业)，《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方显廷、谷源田)、《中国商法》(刘郎泉)等不仅帮助本校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同时也为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