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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和鉴定理论重新审视 　　摘要：来源原则与档案鉴定理论作为档案学的两大特色理论，在后保管时代有了新的解释。对于来源的新定义，使得来源原则力量，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尤其是在维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方面重新被发展，而鉴定理论方面，原先注重文件内容和形式特征的鉴定的基础上，必须增加生成文件保管文件的技术鉴定，从而构成两大支点的鉴定理论。 　　关键词：来源原则　新来源观　鉴定理论双重支点后保管时代 　　 　　档案学的两大特色理论――来源原则和鉴定理论如何调整，以适应后保管时代的实践发展需要，国内外档案学者已有相关的研究，本文结合这些研究，将其纳入到三位一体的档案学体系框架里作一探讨。 　　 　　1、档案整序与来源原则的来源异化 　　 　　在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依然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之一。但后保管时代的来源原则必须对“来源”的正确解读，同时更多地用“来源”解决电子文件逻辑结构的有序化问题，适应全宗异化后的信息资源组织方式，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1　电子文件管理中来源原则力量的重新发现 　　在传统的档案管理中，来源原则主要被运用于指导档案的整理和分类。它的核心是来源或全宗，要求档案馆或文件中心将档案按其来源或形成单位进行整理和分类，同时在整理和分类时不能将同一来源的档案与其他来源的相混淆，要尊重档案实体的原始次序。电子文件产生之前，来源原则曾受到档案界的推崇，认为它是纸质文件管理中的最高原则和至善原则。 　　纸质文件所遵循的来源原则内容比较单一。所谓的来源即指文件形成者或者机关的职能活动。文件形成者即为实实在在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机关的职能也比较稳定且有章可循有迹可觅。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来源概念明确，操作性较强，因此档案馆区分全宗以及保持全宗的独立和完整都相当简单。 　　但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电子文件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使上述来源的含义受到冲击。西方学者担心来源原则已经过时，特别是源于各种不同结构组织体的数据的产生改变了单一来源的概念，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织机构的界限，而来源原则和尊重全宗原则恰恰是由这个界限所决定的。在实践中，一些档案人员对文件信息内容的强调超过了来源联系，往往把电子数据文件当作一种孤立的和分散的媒介物来处理，而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文件形成者的综合性多载体信息领域的组成部分，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来源原则不适用于编制档案检索工具，尤其是自动化检索工具，“计算机的智能管理和自动分类与组合功能，使得档案工作可以放弃文件的来源和全宗不可分散原则。”这一时期，来源的力量正在逐渐销蚀。 　　但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受谢伦伯格理论熏陶的档案工作者发现，新的理论与方法存在很多自相矛盾和模糊不清的地方，“他们不禁发出疑问：谢伦伯格的理论(特别是情报价值理论)究竟问题何在?”对来源原则的重新审视由此开始。1985年美国电子文件管理专家戴维，比尔曼和查理德，莱德所著《来源的力量》一书，可以看作是来源力量获得重生的前奏。该书认为，来源原则并不是为适用计算机专业知识或信息管理技能而必须抛弃的旧有遗产，而是决定档案人员美妙前景的相关因素的前提。 　　1992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从证据角度认识来源原则，认为某些决策性文件纸质载体的消失，促使人们在评价电子文件时将证据价值置于信息价值之前考虑，而保证证据价值的来源原则就显得极为重要。1996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从检索角度发掘其价值，认为以来源为基础的信息检索注重的是研究规范文件形成的形式、功能和有机联系，优越于主题检索和以内容为基础的检索。 　　重新审视的结果在于对原有来源观念的转变更适应电子文件管理的特征。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分析指出，“电子时代档案来源概念需要重新考虑、酝酿和定义，它不仅指文件的形成机关，更包括其形成目的、形成活动、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等”，所以档案人员的关注焦点应该“从以等级结构原始文件产生部门为中心的实际来源，转变为以变动、临时、甚至‘虚拟’的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业务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从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因此，“来源不再仅仅表示全宗的单一形成者，而是一种更广义的、更抽象的、更广范围的联系”。 　　至此，来源原则在后保管时代中，“来源”被基本定位于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关系，导致了“来源”解释具有比较大的灵活性，从而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指导作用也将超越档案馆这一重点领域，贯穿文件从机关生成直至进馆保存的整个运动过程。 　　来源原则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档案界质疑和批评，到八十年后期逐渐被肯定，普遍承认其对电子文件的实用性及在档案专业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