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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国研究发展及学科称谓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始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接触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对于这一热潮的出现和走向，我国学术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但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缺乏统一的称谓，有的称“汉学”或“海外汉学”，有的称“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本文回顾了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并对其学科称谓提出讨论。 　　 　　一、东西方国家“汉学”的不同 　　 　　笔者认为，当我们使用“汉学”称谓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时，首先应当注意东方国家所说的“汉学”与西方国家所说的“汉学”(Sinology)在概念上的不同。日本、韩国、越南等接触中华文明较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汉学”常常是儒学的代名词，在历史上还被广义地理解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全部。在这些国家，“汉学”与其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不仅是他们（如日本、越南等）某一历史阶段学术研究的全部，也是某一历史阶段国家的意识形态学说。而在接触中华文明较晚、通过传教士等的记述才开始对中华文明感兴趣的西方国家，“汉学”(Sinology)最初主要是指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到了现代，除上述研究对象外，研究领域有所扩展，开始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东西方国家“汉学”兴起的年代、动机及历史背景上的差异。例如日本是中国的近邻，璀璨的中华古代文明曾是其学习、模仿、推崇、吸纳的对象，“日本的汉学始自宋代”①之说，仅表明宋代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强大影响以及日本对宋代汉学的推崇。若按文献记载的《论语》等汉文典籍传入日本以及日本人关注中华文明之期起算，日本的“汉学”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②；若按隋唐时期日本有组织地大批派人到中国学习中华文明以及此时的汉文典籍在日本各界广为流传和造成的深刻社会影响起算，日本的“汉学”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即使按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宋代之说，因为朱子学是在镰仓时代末期(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后半叶)进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所以从此时起算日本的“汉学”也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韩国也是中国的近邻。按日本史书记载，儒学最早是由百济的王仁传到日本的，朱子学说在李朝(1392～1910)初期已风靡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韩国对中华文明的接触和对“汉学”的研究也是历史久远。 　　越南是同中国接壤的国家，从某种角度上看，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在从秦汉到五代的一千多年间，现在越南中部以北的地区属于中国版图，自宋代到清代，中越为宗藩关系，因而越南接触中华文明和对“汉学”的研究也是源远流长。对于越南来说，“汉学”研究也包括对其自身历史的研究。 　　而西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接触和研究大大迟于东方国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Polo,Marco 1254～1324)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但不能算是西方汉学的始祖。到了明代末期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和文化交流的展开，西方各国才逐渐有了被称为“Sinology”的“汉学”。 　　西方早期的汉学是随着西方各国商贸活动的东扩以及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国家的渗透出现的。在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耶稣会士曾大举派人到东方传教，抵达中国时适逢明朝中叶，传教士把在中国的经历、见闻传回欧洲，也把中国文化译介给了欧洲，形成了被称作“传教士书简阶段”的西方最初的汉学③。 　　例如荷兰是西方汉学开始较早的国家之一。1628年就推出了汉语工具书《汉荷拉丁语辞典》，而该词典的编纂者赫尔纽斯（Justis Heurnius,1597～1652）就是一位传教士。这一工具书的出现，在后来荷兰汉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的汉学晚于西欧，但最初的汉学家也是从传教士中产生的。从18世纪起的一百多年间，俄罗斯共向北京派遣了十四批传教士团。在此背景下，早期俄罗斯的汉学家也是以传教士为主。 　　美国的汉学虽说晚于欧洲，但与欧洲同样，早期的汉学家也多出身于传教士。如被收入《美国中国学手册》（1993）的一百五十名19世纪出生的美国中国学家中，传教士出身的人占33%④。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可以得知，西方汉学始于欧洲，背景是西方各国商贸活动的东扩以及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国家的渗透，而在早期欧洲汉学的发展中，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若从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成功地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算起，西方的汉学研究到目前有四百余年的历史。 　　不过，学术界认为，由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而兴起的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关注和研究，仅能称为“传教士汉学”。中华文明走入西方大学课堂，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对象，应是从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