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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困境及出路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对如何依法管理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起到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但受法治的、习惯的及历史的等因素制约，当前在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方面仍存在困境。虽然各地正积极探索有效的管理模式，从实践和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做法，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之路。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并提出要“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毋庸置疑，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建设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是解决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问题的根本之策，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努力。 　　 　　一、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现状及原因简析 　　 　　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可见，现有部门规章中界定了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概念，即非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依据规定，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依法不享有政府救助的权利。 　　 　　（一）时间空间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大量存在 　　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是伴随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加快调整，在社会竞争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出现的。从时间上看，大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说，我国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具体原因是：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学招生扩招以后，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没有学历及一技之长者就业压力不断加剧；二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区域性和城乡之间的严重失衡，导致落后地区的生活压力逐渐增大；三是家庭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和收入甚微之间的矛盾加剧；四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五是受流浪乞讨的“成本低、收益快、风险小”的特点吸引，这也和农村求职者在城市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及欠薪事件多发等因素有关。 　　根据媒体报道和实践观察得知，现阶段，我国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普遍和大量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尤以大城市最多，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混迹于非职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大军中，两者之间很难判别。 　　 　　（二）年龄文化上：分布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分布各个年龄段，其中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在这个群体中，少年和青壮年数量较少，原因是作为人本有的尊严、具有就业能力及长远发展需求等。一般来说，妇女儿童和老人就业能力较低，尤其是身患疾病或残疾者，就业难度加大。从年龄上分析此类人走上职业化乞讨的原因主要跟个人正常就业能力相关，而正常就业能力和受文化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根据南京市公安局城市管理警察支队2009年对本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统计显示：文盲占78%，小学文化占16%，初中以上文化占6%。不难看出，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其就业能力较低和尊严意识淡漠，伴随生活压力加剧，逐步走上职业化乞讨道路。 　　 　　（三）形式态度上：个人和团体、合法和违法并存，均拒绝政府救助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化形式上主要体现为个人和团体、合法和违法并存。流浪乞讨的个体伴随“乞讨行业”的竞争加剧，为了博得“执业”中的一席之地，个体逐步向团体合作化发展。团体形式依据主体自由度可分为自发组织型和被人控制型，显然，后者违法，甚至涉嫌犯罪，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基本拒绝政府救助。据报道，在天津市各大繁华地段、路口，一度销声匿迹的乞讨人员又多了起来，并频频对司机和行人“伸手”。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每日的“收入”能达到近百元，而对于正常渠道的救助，他们全部予以拒绝。天津出现的“蓝围巾”职业乞讨团曾轰动一时。各种形式的职业化流浪乞讨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起政府注意而获得社会救助，而是获取直接的经济收入。 　　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往往采取拦路、拦车、抱住行人腿、不停下跪作揖等形式迫使市民施舍，给正常的城市发展和市民出行带来不良影响；另外，由于居无定所，随意躺卧、随地大小便、随时走动等行为特点，极易被犯罪分子或不良势力利用，这将给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综合治理及公共安全等带来潜在威胁。针对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现状及影响，全国各地都已经或正在积极探索管理的有效机制，但成效甚微。 　　 　　二、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困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