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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与市民个体道德能力提升 　　【摘要】城市文明是市民个体道德能力外化的结果，文明城市确证了文明人。市民个体道德能力是构建文明城市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与市民个体道德能力内在勾连，城市的发展伴随市民个体道德能力的跃迁。城市的文明与个体道德能力处在双重李奏之中，它既能提升市民个体道德能力，又会消解市民个体道德能力。从文明城市的构建来看，城市文明与个体道德能力处在双向互构之中。文明城市的构建与市民道德能力的提升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文明城市；城市文明；市民道德能力；构建 　　【作者简介】万时乐，南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1-0064-06 　　城市是人类文明轨迹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自从人抛入这个城市后，人便是这道风景中最耀眼的光点。如果说，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高耸人云的摩天大楼、宽敞的马路、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大超市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现代文明或美的话。那么这还永远不够，质言之，这种文明这种美是奇一的、残缺的，不够丰富和完美的。一座城市的文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科技馆、博物馆、体育馆、歌剧院等表征城市文化底蕴的地标，而且更需要有市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公正而又关怀的精神气质、文明端庄的行为举止等这些无形的城市精神气质，否则，那么这座城市的美只是外在的、没有灵性的、易逝的。正如法国城市地理学家潘什梅尔所说“城市即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地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城市的文明只有通过市民的高尚道德素质――文明城市的“灵魂”来熔铸才有恒久的生命力，而市民的道德素质是靠个体道德能力来担保的。个体道德能力是个体在道德生活实践中对自我道德状况及各种道德现象的意识，以及当个体处在特定道德境遇下对道德价值观评判、选择并在实践中践行的能力。 　　从渺远的远古城市的产生来看，城市的文明就与市民的道德能力产生了勾连。古希腊城邦的日常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与公民道德生活及其道德能力的关联。近代许多道德价值观――举例说，诸如公道、自由等――或至少是这些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希腊思想家对城邦制度的看法。当时雅典是希腊哲学家特别关心的对象。在希腊人看来，他的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地位。《丧礼上的演说词》充分显示出雅典人在想到他的城邦时的那种自豪、他珍惜他参与的城市公民生活所表现的那种热爱以及雅典民主政治在道义上的重要意义。这个演说表明了这样的意识：城邦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值得为之献身的最高利益。城邦耸立于一切小集团之上，耸立于各种次要的团体之上，它赋予一切集团和团体以意义与价值。对雅典人来说，担任公职几乎是任何一个公民生活中的正常事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均等的机会被调到他的天赋才能所能胜任的职位上去。按照雅典人的概念，城邦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它的成员过着和谐的共同生活。在那里，每个公民可以自由地了解情况、自由地辩论，这不是根据他的地位或他的财富。而是根据他的天赋才能和品德。这里可以解读出，在古希腊城邦，城市的起源就与公民的道德禀赋或道德能力产生了关联，道德资质成为了公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城市”的词源学来考察它与个体道德能力的内在联系。所谓“城”即是一个国家中都邑四周作防御的墙，所谓“市”即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周易》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城与市联为一体即城市。这里解读出，城市源于劳动、源于社会分工、源于交换，而个体道德的产生、道德能力的形成也是劳动、分工、利益交换的结果。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由此不难看出，城市的形成伴随着市民道德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充满着善与恶的奇异的循环。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更是以道德或个体道德能力为标杆跃迁的历史，是个体与人类不断确证自己、完善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这里说明，人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是向未来无限敞开的。人在变革世界与改变自己的历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确证自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