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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村务监督资源与制度 　　村务监督的深入展开，需要资源支撑、利益刺激及在此基础上村庄阶层分化的“社会基础”。全国多数农村显然无法达到沿海的程度，即使能完全复制，效果依然会迥异。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于2004年创建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2009年浙江全省进行了推广。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发布，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中推选产生”。此后全国基本围绕“后陈经验”和相关法律推广实践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这项改革一跃具有了全国性意义。 　　武义的实践 　　后陈村在哪里？这个简单的问题，却很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任何社会经验都是地方性的，这个经验必然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下针对特定问题产生的。 　　后陈村位于浙江省中部的武义县白杨街道，距离县城仅4公里，全村347户，近900村民，村庄的地理位置优越。而此后的故事，皆与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因为位置较好，2004年之前，村里陆续被征用了1000多亩土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征地款，村集体可以支配的征地款有上千万元。看似好事一桩，却福祸相依，因为财务不透明和村干部的滥用职权，使得村庄内部矛盾日益积累和不断激化，终于以村民拥堵村口砸警车等激进群体性事件而引发了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对解决问题的高度重视。客观的说，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后陈村的实践显然有效而成功，以至于此后十年，该村实现了“四个零”：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如果考虑到此前这个村的上访与矛盾尖锐性，这样的成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后陈经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是村里决策机构，村委会是村务管理执行机构，村监委会是监督机构，由此形成了“村三委”运行态势。并且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作为基本架构和保障，分别是常设的村监督委员会、《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 　　设计之初，村监委会设3人，1名主任和2名成员，是非村“两委”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 　　《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主要对监督内容做出规定，如村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用费管理和分配使用、村民建房审批、计划生育、户口变动、村干部误工补贴、村财务收支等村民关注的村务管理。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则对村级民主监督程序做出制度设计。如对村监委会的产生和组成、职能和义务等做了明确规定，并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村干部述职考核制度等纳入民主监督制度。后陈村经验被广泛宣传之处集中于三个方面：权力制衡、制度约束、全程监督。 　　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典型省份之一，向来是以城乡均衡发展、创业风气浓厚、民营企业活跃、百姓富足的形象印记在多数国人脑中。这些都不错，但也仍然要看到，即使省内也仍然有浙西浙南山区的欠发达地区，不同城市之间发展水平有明显阶梯型。武义县的经济在全国县市中算是较发达县，但在浙江属中等偏下。武义县经济以文教、五金、休闲用品、化工原料为主；旅游以温泉、漂流为主；特产以茶叶、宣莲为主。 　　因此，后陈村的经验是一个东部发达地区较为富裕的、靠近县城的城郊村、突然获得了大量征地款的治理经验。 　　三个前提 　　有“务”可监。纵观武义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兴起与发展，虽然后来也不断扩展到各项村庄事务，但起因显然是围绕着“财务”问题。“村务”有很多，但最能激发村民监督动力的无疑是“财务”。从修订的法律条文来看，也特意首先提到了监督财务问题。如果没有“财”这个“务”可监时，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存在和运转动力何来？ 　　全国50多万个行政村中，拥有5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的村庄数量大约也仅10%左右，而且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即对于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村庄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村集体财务问题能够激发村民的监督动力。即使发达地区，这种村庄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比如广东的村集体经济总量有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东莞，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不高。而且村庄的“财务”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征地补偿，二是集体经济。前者依靠城市化进程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比如靠近城市以及道路规划过境；后者依靠改革之初的不同发展方式的历史惯性。 　　不同地区的农村的主要任务和结构特征显然不同，中西部村庄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外部资源（如各类补贴）输入后的分配机制问题，而东部地区是大量内部财富（土地增值等）的分配公平性问题。 　　有“人”去监。无论监督的制度设计的如何复杂和完美，终究需要具体的人来实施，而且做这件事情的人最好素质较高责任心较强，如此才效果最佳。这样的人，其实更精确的指向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