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终止.docVIP

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终止 　　(一)因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终止 　　与一般合同一样在租赁期限届满之前，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可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行使解除权而终止。所不同的是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与一般合同的解除相比有着更为严格的条件。融资租赁合同中一般都有类似“除合同约定条款外(或除特殊情况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中途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规定，即所谓的“中途禁止解约条款”。合同签订以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当事人往往需要变更合同内容，删节或补充合同条款，使合同的履行更有利于合同目的或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法定的条件下，也允许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发生消灭(参见《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然而，如果将这些规定毫无保留地适用于融资租赁合同，将不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因为： 　　一方面，对于承租人而言：(1)承租人之所以要支付比贷款本息高得多的租金向出租人承租租赁物，主要原因是承租人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设备又难以获得贷款。承租人在租赁过程中已经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若允许出租人单方任意解除合同，将使承租人已投入的资金无法收回而蒙受损失。(2)为了使用租赁物，承租人往往需要进行一定的配套设备的投入，出租人如中途解约，会增加承租人的损失。(3)由于租赁物的特定性，出租人单方中途解约收回租赁物以后，承租人如果要再购进同种物件，不仅是相当困难的，短期内也难以办到，这样势必给承租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对出租人而言：(1)购买设备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除了出租人的自有资金以外，绝大部分来自第三者的融资，包括国外金融机构的融资，出租人除了要支付这些融资的本息外，还承担着汇率变动的风险。如果允许承租人中途解约，则出租人很难收回投入的资金，更毋庸说偿付融资本息。(2)在融资租赁中，租赁物是由承租人根据自己的具体生产经营条件选定的，一般不具有通用性。如果允许承租人中途解约，即使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在一定期间内租赁公司也很难将退回的租赁物租给新的承租人，更难期待通过出卖租赁物使出租人收回残存租金的相当金额。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公司不仅要失去数量可观的租费收入，而且要遭受租赁设备无形损耗的损失。(3)租赁物的购入价款、利息、保险费、手续费等，在固定的租赁期间内以租金的方式分期偿还，租赁期届满时将全额收回。如果允许承租人中途解约，将使出租人所投入的各项资金成本难以收回。 　　鉴于此，无论国外立法还是融资租赁实践均对中途解约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限制的方式一般有如下三种： 　　(1)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限制融资租赁合同的中途解约。采取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在其《统一商法典》中以新增第2A-407条规定：“如果合同不是消费租赁而是融资租赁……则承诺人在租赁合同中作出的承诺在没有得到接受承诺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取消、终止、修改、拒绝、免于履行或替代履行。” 　　(2)以判例的形式确定对融资租赁合同中途解约进行限制。例如，德国联邦财产法院判例就形成了“禁止中途解约”的判例基准。 　　(3)在具体的融资租赁合同中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对合同中途解约进行限制。这一形式则以我国为代表。我国《合同法》并没有像美国《统一商法典》一样以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中途禁止解约，中途解约禁止的问题都是在具体的合同中以特殊条款予以规定的，即所谓的“中途解约禁止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该条款，但在合同解释时，亦视同此条款当然存在。 　　可见，无论从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还是从我国的融资租赁实务来看，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中途禁止解约条款”都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然而，中途解约禁止也不是绝对的禁止，从“中途解约禁止”的条款定义和有关立法对中途解约禁止的规定，可以看出该规定只是对融资租赁合同在一般情况下中途解除做出的比普通合同解除较为严格的限制。应该认为，在出现法定或约定的特殊情况下，还是允许当事人基于其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归于消灭的。结合有关立法和实践，笔者认为所谓的特殊情况应当包括以下几项： 　　(1)协议解除，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行为。这种解除方式的要件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合同的当事人被认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基于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做出的解除合同的合意是当事人对自身利益进行衡量后做出的取舍，一般而言是能够满足其最大利益的。因此，基于合同自由的原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解除合同。这也是和融资租赁实务相一致的。事实上，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同时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而又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中途解约的情形是存在的，并且有日益增多的倾向。尤其是在一些发展迅速，技术更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