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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任合作何以可能 　　[摘要]今天，信任与合作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体间关系以及共同行动，已经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础性课题。但是，关于信任与合作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近代的学术语境之中，是在契约精神的框架下去加以探讨的。这与人类社会当下的现实要求相去甚远。无论是法团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协商民主理论，在信任与合作问题上所作出的理论证明都是不可能付诸于实践的，它们不可能导出解决人类当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方案。但是，适用于人类当前以及未来的信任与合作方案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张康之关于人的道德存在的发现和道德制度的构想；它的现实根据就是人类社会正在展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关键词] 合作；信任；道德存在；道德制度 　　[中图分类号]13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029－07 　　 　　巴伯曾说，“对民主的不信任与政治思想本身同样古老。而随着现实民主政体的兴起，不信任民主的便将通过根植于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的学说延续到近代政治生活中。但历史事实表明，当代政治的各种病态至少部分来自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践以及它赖以为基础的弱势理论。”民主原则与信任之间的这种状况是根源于制度设计的悖论，我们的社会得到了民主却失去了信任，甚至出现了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后期的学者们特别关注信任的问题，关于民主社会中的信任问题研究也出现了多种殊异不同的观点，根据马克?沃伦的概括大致有三类：新保守主义的、理性选择的以及协商的。事实上，启蒙运动以后，就民主、信任、合作等问题的理论探讨数不胜数，远不止马克?沃伦所列举的几种，这也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说法，在民主国家，如何联合的学问是所有其他学问的学问之母；所有其他形式的学问依赖于它的进步。若以理论本身的基本内涵、社会影响和最新进展来看，法团主义、理性选择和协商民主等理论确实是考察“合作－信任”问题时所无法绕过去的。 　　 　　一、“法团主义”建制中的合作 　　 　　“法团主义”理论最初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在一个分化乃至分裂的社会中，将不同集团的精英和国家权威紧密地联系起来，促使它们互相支持和合作，探索他们达成合约的途径。”根据法团主义的看法，“民主的巩固是一个转型过程，它是朝向合作体制的转型，这种合作在参与民主的过程中增进了团体的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相互协商和相互接受，也增进了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就是说，它是在民主社会背景下谋求公众信任关系的一种政治参与途径。它把信任看作是传统自愿性社团所强制的共有道德身份的一种结果，提倡非强制性成员资格的非竞争利益集团数量的增加及其政治权利的享有，它们与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并训导其成员接受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协议，并对政策实施负责。 　　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是什么使得各种团体希望而且能够进入合作关系?是什么使得这样的愿望和能力长期稳定下来?是出于对国家权威的认同，还是各取所需的策略?当答案被归结为一种政策构成的方式――“议合”时，也就不难理解：它意味着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有目的的交换，“社会组织接受自我限制的目的是换取更需要的东西，它们当然也可以进行衡量，政治交换的成本和收益计算，是团体决定是否交换的依据”。可见，法团主义可以期待的信任不过是一种“友善的同意”，其本质类同于“非竞争性的‘卡特尔化的”多元模式，它实际是一种“整体性的讨价还价” (hnlistic bargaining)的方式，只能是局限于在那些有可能实现真正互惠互利的问题上去达成一些协议。 　　伴随着民族国家步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同构的法律制度得全得到了晋遍的确立，尤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也完成了政制结构的转型：公民权责(citizenship)的急速发展。在国家－社会二元分构的体系中，国家力量作为社会整合中心的权威得到加强，“它履行着许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职能，任何社会团体也无法替代。在这个体制之中，国家在各团体之间寻求更大程度的力量平衡及可预期性。”于是，对于进行利益交换的另一方――国家而言，合作主义的模型使得多数派不再难以驾驭，它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并人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再度形成了一种“中心－边缘”式的构成性安排。 　　因此，即使社团、组织有着通过制度化渠道与政府沟通的意愿，有可资利用的、便于操作的利益表达途径，它与政府的关系，也并非如这一理论倡导者所称的那样是合作的，而是作为合作的一种较为低级形态的利益博弈和平衡的“协作”，是一种策略性实践，因为自身的利益表达和协议式的行为本身包含的仍旧是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当然，在社会日益组织化和分工化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安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代社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