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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府视角中国传媒改革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体制从未停止改革的步伐，为适应我国国情，政府和传媒人都进行了积极有效地探索。文章从政府这一主体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传媒改革中的体制问题，并兼论中国传媒体制转制及展望。 　　【关键词】传媒改革；政府；传媒转制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88-01 　　由于新闻媒体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特殊性，它的改革一直处于第二线、第三线，没有像经济改革那样被推至改革的最前沿。但我国的传媒也在悄悄地发生了改革，并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今，新的政治、经济背景对我国传媒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和传媒业者也对传媒体制改革展开新的探索。 　　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 　　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追溯到1978年，财政部批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八家中央新闻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也就是当时的“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这样的管理思想可谓相当超前，也奠定了之后的媒体改革方向。至今为止，我国的传媒改革仍然没有超出这一框架。这个政策一出台，中国传媒经济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也正是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才能打开体制的缺口。 　　我国的传媒环境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媒体所有权。西方国家的传媒绝大部分属私人所有，而我国的传媒所有权均属于国家。党管传媒是我国传媒业最大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这样的背景下，至今为止，传媒业也只允许业外资本进入非核心领域。之前实行的“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政府允许传媒有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传媒通过广告实现收益，媒体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是为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这就出现，一些传媒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政府不得不对传媒一直进行改革。 　　组建传媒集团可以说是一个尝试，但是其行政色彩太过浓烈。近年，政府试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即进行“纵向改革”。可惜碍于很多客观原因，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由此形成的双轨制也影响着我国30年来传媒改革的成就。 　　二、政府视角的中国传媒改革 　　尽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已经近30年历程，但是政府或政党对媒介仍享有直接所有权，将媒介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政党对新闻媒介的行政干预，导致了我国新闻活动中真正体现媒介和市场一支的行为仍然很少。这也是制约媒介走向市场的最大障碍。 　　中国传媒与西方传媒很大不同在于，我国媒体具有政治、经济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舆论引导者的角色，在行政上也接受各级党委及其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传媒具有经济属性，也承担创收者的角色。这样的双重身份在中国媒介的改革中，凸显了其尴尬地位。 　　三、中国媒介体制改革的格局与展望 　　2006年12月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一、各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书籍、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和出版单位要在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书籍、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和出版单位需在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二、截止2009年要完成158家中央在京出版社、7家地方出版集团和103家高校出版社的改革任务。报刊的改革要分三个步骤，所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需第一阶段完成改革任务，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需在第二阶段完成改革任务，部委所办的报刊则需在第三阶段完成改革任务。该文件中规定争取在2009年底前建成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完成中央所交付的经营性传媒重塑市场主体、培育战略性投资者和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 　　政府采取这一系列的政策，支持转制后的传媒企业，我们可以以此展望一下我国媒介体制改革的未来。 　　（一）经营性业务的企业化 　　按照《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企业化并非针对所有的传媒或是传媒的所有业务，而是针对传媒的经营性业务。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企业化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将经营性事业型单位转制为企业，另一方面是将已经是企业的单一制国有新闻单位转制为股份制。它的意义在于帮助这些经营性事业型单位明确市场主体地位，以企业身份，企业的运作方式参与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以往事业型单位的性质。 　　（二）公共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 　　媒介转制不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放任。传媒企业的过分自由所带来的危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公共话语”是指，某一团体按照一定规则将自身思想或意愿传播于社会之中，目的在于确立其社会地位和思想的主导。在我国媒介转制的过程中，公共话语权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其核心在于舆论引导，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在于引导人们“谈什么”和“怎么谈”（[美]M?E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传媒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