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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契约原则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研究 　　摘要：经过十年“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农村信用社取得长足发展，但其法人治理结构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并成为制约其市场化发展的主要瓶颈。本文在客观评估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对农村信用社目前出现的目标异化进行了分析，基于契约理论探讨了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形似神非”的深层次原因，并从管理制度调整、激励相容监督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改革 　　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正式拉开了以央行票据兑换为特征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序幕。经过十年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农村信用社“三会一层”的实际运行效果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深入分析并合理设计解决农村信用社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对农村信用社真正构建“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效与目标异化 　　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较好的设计了激励方案，促使地方政府、信用社经营者及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围绕央行专项票据兑换展开，在增资扩股、法人治理框架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改革目标明确且内生动力充足，农村信用社经营实力显著增强，盈利能力明显提高，资产质量大幅好转，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服务“三农”功能不断增强。以玉溪市为例，与申请央行专项票据前的2004年末末相比（以下同），2013年末玉溪市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额增长3.58倍；负债总额增长3.45 倍；各项存款余额增长5.5倍；各项贷款余额增长5.16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9.35 倍；利润总额增长100倍；净利润增长83 倍。通过改革，全市农村信用社建立起“三会一层”的管理架构；按照内控优先的原则，根据《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了涵盖各项业务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快了业务流程建设步伐，把各岗位的管理目标、职责权利、监督制约、绩效考核等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制度管理范畴。 　　2010年央行专项票据兑换工作结束后，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位不清晰，省联社行政管理职能不断强化，对信用社的行政干预也越来越多，农村信用社要接受省政府的领导，人民银行、银监局的监管，以及省财政厅在财务、经营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检查，形成金融办、人行、银监和省财政厅“四龙治水”的局面（王春桥，2013）。不同外部监管方的监管目标导致农村信用社出现定位差异进而演化为行为异化，法人治理目标陷入多目标陷阱。朱迪星（2014）认为，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人员会随着上级联社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变化，不断在长期价值、风险控制和服务“三农”三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摇摆。这种摇摆造成经营管理者在决策中主导作用非常强，使得“三会一层”的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其相互约束和相互制衡的目标难以达成。 　　二、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形似神非” 　　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异化，也导致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程受到明显影响，其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具体表现为：“三会一层”职能的行使受到限制，股东代表大会、董（理）事会与经营班子的职责分工尚未完全明晰，监事会职能弱化；省联社的行政化管理替代了县级联社的法人治理，县级联社合作制性质体现微弱，不利于实现“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也影响了县级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一）法人治理结构的契约考虑 　　信息不对称是契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契约设计的基本原理。契约通常被解释为通过允许合作双方以减少一个在长期的商业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为目的而设置的制约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其实质是使农村信用社从以“行政约束”为主逐步转向以“经营者约束”为主。因此，解决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应当把农村信用社看作是股东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他们之间是一种市场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果经营者即代理人认识到农村信用社有强制解决契约关系的威胁，将会对他提供一种按照股东利益调整自己行为的激励。农村信用社的契约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信息不对称时经营者与股东的目标函数是否一致的问题。这一问题表明按照控制能力和股东利益来设计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核心 　　社员代表大会是农村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应享有选择理事会、监事会的权力，审议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对信用社重大事项作出决议等。但实际中社员代表对信用社经营管理的了解不多，社员与信用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社员客观上缺乏参与重大决策的基础条件。目前，农村信用社“三会”主要负责人实际上由省联社、市办事处选定，社员选举形式大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