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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沌哲学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构建研究 　　摘 要：社会矛盾具有复杂性、突发性、随机性等特征，与混沌理论有相当的契合度。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处于高发频发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尝试基于混沌理论的指导构建有效的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 　　关键词：混沌；社会矛盾；矛盾化解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6-0070-03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新特点 　　（一）多元社会矛盾大量涌现，环境型社会矛盾剧增 　　随着分化的加剧，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诉求也呈现多元化，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组织都是诉求的主体，都有多方面的社会诉求，利益冲突型、感情对立型、心理失衡型社会矛盾大量出现。这其中，因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所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城市房屋拆迁所形成的居民失房、农村土地征用所造成的农民失地，因就业困难所造成的毕业即失业，因经济困难所造成的青年失学，以及因不正常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等，是最主要的几种社会矛盾。除此之外，在污染加剧、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环境型社会矛盾急剧增加。2012年，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指出，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速为29%，并且在2012年短短的四个月内，全国接连爆发了宁波、什邡、启东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十一五”期间的环境信访件数是“三十多万件”，而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环境访民成了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1] 　　（二）社会矛盾的组织化程度上升 　　首先，我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一向很强，同乡会、工友会、兄弟会、乃至家族组织表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强有力的动员工具，在集体抗争以维护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矛盾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如2011年6月潮州古巷镇农民工讨薪被对方砍伤，受害人向同乡会求助，同乡会通过族群动员方式向政府“讨要说法”，将简单的劳资纠纷引发的治安事件激化为激烈的族群冲突。其次，促进我国社会矛盾组织化程度上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时代因素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普及。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2]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普及，“微博一代”迅速成长壮大，普通民众娴熟地运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信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技术为基层民众提供了便捷高效、成本低廉、易于自我保护的组织联络工具，降低了组织成本，提高了动员能力和动员速度。 　　（三）诉求方式激化 　　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种类越来越多，有的采取缠访，闹访，越级访的方式表达诉求，有的采取媒体、网络抄作，群体性事件，扰乱社会秩序等方式施压。这种不闹的孩子没奶吃的诉求方式，诉求人竟相效仿，形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矛盾中的极端行为显著增多，行为程度也越来越剧烈。一些矛盾冲突中，有的冲突者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出现 　　相对以往大量因弱势群体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具有明确经济民生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而言，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新趋势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出现并日趋增多。“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社会矛盾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只是因为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由《?t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郭奔胜在2006年10月的《社会矛盾新警号》一文中提出，指目前在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社会矛盾呈现出的新的特殊现象[3]，之后《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把这些事件也称之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类矛盾冲突有，2008 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2009 年的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山西吕梁煤矿事件，以及2010 年的广西靖县事件等，这些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我们当前构建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以及学界的高度重视。 　　二、混沌理论对化解社会矛盾的启发 　　混沌理论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由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首次提出，成为与量子力学、相对论比肩的三大科学革命之一。“混沌”一词在传统意义上，是指“混乱、紊乱、无序和没有规律性的事物和现象”，而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爱德华？洛伦兹认为混沌是指这样一种过程，“它们看似是随机发生的而实际上其行为却由精确的法则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