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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类型分析陕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经验探析 　　摘要： 区域发展差异大、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一致、生态脆弱、公共服务不均等城乡经济社会的差异化特征，决定了陕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实施过程不能采用固定的、单一的模式。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相关指标体系，测算陕西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结合陕西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根据区域类型的特点将其发展划分为四大类：城郊区、资源富集区、农业区和生态脆弱区，总结不同的类型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为陕西及我国其他同类地区统筹城乡一体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土地流转；二元经济结构；类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074-08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如何缩小城乡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及一体化成为主要议题。党的十六大后提出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未来发展重要战略，学界和各级部门把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作为研究的目标及实践的重大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我国城乡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针对我国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城乡二元的多重矛盾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城乡发展失衡的原因和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源以及城乡如何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建议。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后，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有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方面：洪银兴、陈雯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包含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等内涵[1]。党国英认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一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使农民收入水平基本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2]。白永秀认为城乡一体化包括建设规划、市场体系、产业发展等八个一体化，并提出了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应从五个方面具体展开[3]。任保平从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界定、机制、条件及其度量四个方面对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4]。杨保军认为通过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5]。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衡量方面：杨荣南指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空间和生态环境的融合，并从经济、人口、空间、生活和生态环境融合度五个方面，35个领域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6]。顾益康、许勇军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度、城乡一体化差异度和城乡一体化协调度三方面构建城乡一体化的评估指标体系[7]。白志礼、欧阳敏运用人均GDP、城乡收入比、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反映城乡关系并进行量化判断分析[8]。王蔚等从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和城乡均衡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了湖南省2005-2009年的城乡一体化指数[9]。白永秀等从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建立一级指标，以城市化水平、交通网密度、旅客周转量等35个二级指标来反映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全国各个省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做了评价[10]。关于陕西城乡一体化：岳丽萍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陕西城乡一体化做了基本判断，认为陕西城乡一体化进程可分为城乡连动型、协作辐射型和极核带动型[11]。郭俊华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选取指标对凤县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总结出山区的凤县模式[12]。王颂吉等以陕西83个县（市）为样本，从城乡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对2011年各县（市）城乡一体化做了总体评价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陕西呈现“关中中等偏上、陕北两极分化、陕南中等偏下”的特征[13]。 　　城乡关系作为热点之所以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严重分离。城乡经济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制约了我国长远目标的实现，针对陕西而言城乡经济社会之间差距相对比较大，主要表现在：省内之间区域发展差异大、陕南陕北生态环境脆弱、关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而陕南陕北工业化与城镇化相对滞后，城镇居民与农民纯收入关中与陕南陕北差异较大，即关中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小，陕南陕北城乡差距大等，因此陕西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与复杂。陕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难点和特点决定了陕西统筹城乡一体化不能采用固定的模式，必须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实施差异化城乡一体化。因此，本文试图从多角度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对陕西城乡一体化进行测评，并在将陕西进行区域划分（城郊区、资源富集区、农业区和生态脆弱区）的基础上，基于不同类型对陕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行经验分析，最终进行经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陕西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