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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关分析省级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 要：以2007年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为样本，在将政府规模划分为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三个侧面的基础上，考察省级政府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三大因素对省级政府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优化省级政府规模过程中，不能一味要求缩小政府规模，而应确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相匹配的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 　　关键词：省级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相关分析；优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4-0032-05 　　 　　政府规模包含财政规模、人力规模和职能规模三个重要方面。政府财政规模，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财政资源投入总量；政府人力规模，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人力资源投入总量；政府职能规模，指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数量及其边界。其中，财政规模和人力规模是政府规模量的方面表现，职能规模是政府规模质的方面表现，政府职能规模决定财政规模和人力规模。 　　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众多，其影响机理比较复杂，它是众多中外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德国学者瓦格纳提出了“财政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指出政府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其原因主要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要求社会环境、经济秩序和市场机制由国家出面保护；工业化使社会生产更加复杂化和专业化，需要国家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社会公共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必须由国家经营[1](p.89)。公共选择学派则另辟蹊径，指出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主要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导致政府规模增长；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促使政府规模增长；利益集团的压力促进政府规模的增长；官僚与官僚体制；财政幻觉[2]。此外，皮考克和维斯曼的“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说”、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以及鲍英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政府支出上升的原因[3](pp.126-130)。国内学者朱光磊、张光提出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如经济体制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成熟度、政府对税收以及市场的监管程度等；政治因素，如政体结构、政府职能定位、政府能力，甚至政局稳定与否等；社会因素，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第三部门发育及社会自我组织能力、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等[4]。王玉明指出决定政府规模的主要因素有：环境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环境和行政客体的基本状况)、组织因素(组织角色、组织结构和组织运作)和人员因素(包括行政人员的数量与素质)[5]。刘博逸把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主要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科技因素和文化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有政府价值观、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6]。 　　目前，众多学者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分析，但大多数学者对其仅仅关注了量的层面，而忽视了对质的层面的考察。鞠连和认为：“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政府规模只有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观察才全面。”[7]鉴于此，笔者从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三个侧面测量省级政府规模，全面考察省级政府财政规模、人力规模和职能规模的影响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问题，笔者在此仅重点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三大因素对省级财政规模、人力规模和职能规模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省级政府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的优化建议。 　　 　　一、数据处理说明 　　 　　笔者选取全国31个省级(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政府为样本，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8)》统计数据测量各省级政府财政规模、人力规模和职能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和地域面积。其中：(1)对各省级政府财政规模的测量采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比率、财政自给率和人均财政支出，共5个指标进行测量。(2)对各省级政府人力规模的测量采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百万元GDP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占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占城镇职工数的比例，共5个指标进行测量。(3)对各省级政府职能规模的测量采用财政总支出、行政运转支出、公共秩序支出、经济投资支出、基础型公共品支出、再分配型公共品支出、行政运转支出占比、公共秩序支出占比、经济投资支出占比、基础型公共品支出占比、再分配型公共品支出占比，共11个指标进行测量。(4)对各省级政府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采用本地区GDP总量、本地区GDP增速、本地区人均GDP总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