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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性文化遗产视域下嘉陵江流域古镇适应性保护
基于线性文化遗产视域下嘉陵江流域古镇适应性保护
提要:嘉陵江流域具有地貌环境相似、历史时期以来的流域经济相通以及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等诸多区域特性,以流域作为一个“区域”,可以有效地联系起历史地理要素的起源、空间传播及其连续性,从而探索流域历史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更为深刻的理解其现状与内涵。本文在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思路下,提出嘉陵江流域古镇应整体保护和利用的新思路。
关键词:线性文化遗产;嘉陵江:古镇;适应性保护
一、线性文化遗产与区域文化遗产保护
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一种形式,主要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我国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和京杭大运河即属于这一类别。线性文化遗产内涵一般较为丰富,有其特定的指向性,基本是以长时段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人类运动线路为基础,即古代交通线路为基础,串联起沿线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一个文化遗产共同体,使文化线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融合,形成“一体化”的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体系。
而那些联系了一个区域的,对于一个文化区域整体性文化形态、风俗习惯、历史发展的形成具有重大和细微影响的区域内交通文化线路,同样可以用线性文化遗产的理论形态来整体研究、保护与利用。如在嘉陵江流域这一相对具有独立文化的区域内,其内部交通线路水陆混合,异常复杂,但是其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决定了其文化面貌的相对独立性,其内部的水陆交通对其区域文化面貌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鲁西奇曾经指出:“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理景观上,还表现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与开发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对同一区域间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具有广泛联系的文化遗产的研究,正是需要将区域视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大量考古学资料与研究成果证明,古代文明往往依靠河流诞生与成长,而流域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必然影响其社会物质文明形态。以流域作为一个“区域”,可以有效地联系起历史地理要素的起源、空间传播及其连续性,从而探索流域历史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更为深刻的理解其现状与内涵。
二、嘉陵江流域及古镇概况
嘉陵江为长江上游支流,发源于秦岭北麓的陕西省凤县代王山,因流经陕西凤县东北嘉陵谷而得名。根据凤县县志记载,嘉陵江在陕西省内的河段称为“古道河”,流入四川盆地才称为嘉陵江。现代所称的嘉陵江,是泛指从凤县东河桥以下的所有河段。
嘉陵江干流流域面积3.92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16万平方千米,是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长度仅次于汉江、流量仅次于岷江的大河。主要支流有:八渡河、西汉水、白龙江、渠江、涪江等。全长约1120公里(一说全长1119公里)。其流域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包括天水、汉中、广元、巴中、达州、广安、绵阳、遂宁、合川、大足、北碚、江北等11个地级市或市辖区。嘉陵江干流及其涪江、渠江、西汉水流经青藏高原及其黄土高原边缘,穿越秦岭、大巴山山地和四川盆地,是历史时期以来沟通西部陕、甘、川水上交通大动脉和重要的文化、经济分布地带。
嘉陵江流域拥有辉煌的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地位。楚汉战争期间萧何坐镇汉中支援刘邦反击三秦,唐代控制山南、剑南三道,南宋时期的抗金、抗蒙战争,清王朝平定吴三桂战争,嘉陵江流域的水路及陆路交通都曾多次作为用兵和漕运的通道,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卢作孚先生主持的民生公司主导下,嘉陵江更是作为抗战运输的黄金水上交通线,作为军事运输的生命线支持了抗战后期的运输任务。
嘉陵江下游的重庆从近代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1891年依据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1937年,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在上世纪60年代“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嘉陵江中下游又成为国家备战备荒战略下的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大量国防军工企业西迁沿江山区。这些历史进程,在区域内留下了众多历史文化遗迹。
目前,陕、甘、川嘉陵江沿线地方政府也都在努力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从事旅游资源开发。而文化遗产正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基础,是拓展旅游市场的核心品牌,也是带动城市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从参与现实经济社会建设角度而言,嘉陵江流域的文化遗产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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