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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在风险传播中问题探究 　　摘 要：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不可控的风险社会，一系列科学技术与环境安全问题成为新闻传播中的重点内容，新闻媒体在传播风险信息时或由于一些失范行为造成许多新的风险，或放大风险加剧受众的不安和恐惧心理，或将官方与民间两个话语场域放置对立面激化社会矛盾。本文从媒介失范角度入手，浅析这些失范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的可行性意见，以此减少媒体在传播中造成的新的风险。 　　关键词：风险传播；风险社会；媒介伦理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8-0054-02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政治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成为现实。这种以科技为源头具有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所产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扩散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改变，同时也进入现代风险的高发期，毋庸置疑风险正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社的出版物NRC 在1989年将风险传播定义为：“信息和观点在个体、群体、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交换过程[1]。大众媒介在建构风险的过程当中由于受控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在传播风险揭示事实的过程中带有偏向。贝克肯定了大众传媒在传播风险时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毫不怀疑大众传媒在建构风险传递风险时的欺骗性：一方面媒介将重新建构的风险社会进一步呈现在大众面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知识和风险的不确定，加剧了受众心理负担和社会危机。 　　一、媒介在风险传播中的失范表现 　　1.媒体跟风报道、密集性传播风险信息。弗兰克.富里迪在《恐惧》中表示，今日社会的恐惧是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短，目标范围广。受众是风险的承受群体，大众媒介是风险信息的控制群体。大众传媒作为有能力控制和降低风险的组织，在传播风险信息的过程中有过度之嫌。新闻媒体在报道“校园暴力事件”或“校车安全事件”中，根据人民网-舆情频道的盘点：2016年全年，全国仅经媒体报道的影响较大的校园暴力事件就有87起。媒体倾向于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对风险信息进行大量、集中报道。大众媒体通过对风险信息进行解构和重构，原本旨在向社会大众传递风险信息，但其用诉诸生存、生命恐惧的报道方式切中受众的危机想象，这样很难减弱人们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感知，反而强化了对风险的恐惧造成受众心理不适。 　　2.新媒体强调公众立场极化批评场域。由于不同新闻媒体有不同新闻框架，所以大众媒体对现实风险的呈现并不是完全客观的“镜子式”反映。如果媒体对风险信息的披露不全面、不平衡，会导致受众无法正确判断风险形势造成受众的理解误区，这样在传播风险意义和信息时就产生了新的风险。“传统媒体在风险故事中表现公共立场的35篇，表现政府立场的25篇”[2]，通常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偏向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立场，而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更偏向普通受众，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公开信息、参与政策制定和风险评估。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渗透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当新媒体的风险认知模型倾向展示公众立场，而传统媒体在传达官方声音比较刻板、机械，缺少有效回应方式时，就会引起公众怀疑激化其抵触心理，导致官方和民间的两个话语场域沟通不畅。 　　3.媒体用弱势群体的视觉形象放大风险。由于人们感知风险主要通过个人直接体验和大众媒介两种渠道，当个人缺少直接体验时媒体作为次级体验就成为社会风险建构的重要部分。“持久的心理认同和态度是风险次级效应的重要表现方面。当一个事件定格成一个记忆点后，其带来的风险体验是持久的。情感波动、心理冲击易在集体记忆中被触发，从而增强个体的风险感知。[3]”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传达风险信息时都需要借助一些视觉形象来唤醒大众的情感共鸣激起大众的风险认知。媒体通常选择借助老人、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形象作风险信息载体，从而快速呈现风险并引发关注。2003年安徽阜?的劣质奶粉事件，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就是媒体将社会中隐匿的风险通过儿童、老人等形象具像化呈现出来，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同程度的消费也放大强化了社会风险的程度。 　　4.报道偏向日常逻辑缺少科学性。在涉及科技安全和环境安全的风险传播中，媒体偏向从公众的日常逻辑出发，基于特定认知通路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理解和传播，缺乏有效的科学知识传播。“信任不平衡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风险判断时，优先接受负面信息刺激，形成对风险技术的不信任态度。[4]”公众在涉及自身生存伦理的问题上，倾向于优先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并形成认知成见，而不是寻找专业知识证据做出理性判断。例如，2013年到2014年著名公众人物崔永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