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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反对铸刑鼎法哲学解读 　　内容提要孔子对铸刑鼎的反对立场是没有疑问的，但对孔子反对铸刑鼎这一经验性事实的理论性解读却是争议不断的。放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去考察，孔子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对人的理性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对单凭人的理性所制定的法典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体现了孔子对自由秩序和良法的追求。孔子对铸刑鼎的反对观点自有其闪光的深刻之处，不能简单地定论为“落后”。 　　关键词铸刑鼎 　　孔子经验主义理论性争论 　　作者聂长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武汉430073) 　　李国强，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法官，法学硕士。(河南465400) 　　 　　“铸刑鼎”是春秋时期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孔子对“铸刑鼎”持反对态度。鉴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孔子反对“铸刑鼎”的解读历来是法制史研究者关心的话题。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忽视了这样的问题：孔子是大哲学家，他对“铸刑鼎”的批判来自于其经验主义哲学立场，“铸刑鼎”对孔子来说就不是单纯的法学问题，更主要的是哲学问题。在众多的对孔子反对“铸刑鼎”的解读中，法哲学是较有说服力的正解。 　　 　　一、法律的理论性争论 　　 　　德沃金明确指出他所研究的是法律中的“理论性争论”，即法官、律师们“对法律全书和司法判例是否详尽无遗地提出了法律的有关依据持有不同意见”，与之相对应，“经验性”争论是律师和法官们对法律全书中事实上是否载有这样一条法律，意见并不一致。德沃金认为经验性之争并不神秘，法律这种东西不过是州议会、市议会或法院等法律机构过去所作的决定，“法律问题往往可以通过查阅文献所载的各种机构所作决定的记录而获得答案”，法律是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律师和法官似乎有时会就法律产生理论性争论呢?这是由于当他们似乎在理论方面争论法律是什么时，实际上他们是在争论法律应当是什么。”理论性之争才有持续的魅力，争论目的在于明了这种争论属于哪种性质，然后建构一种关于法律的正当依据的特殊理论并为之辩护。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孔子反对铸刑鼎这个重大的法律事件。 　　“铸刑鼎”就是把制定出的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什么罪该判什么刑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鼎，受到叔向的强烈抨击；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赵鞅铸刑鼎，也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子产、赵鞅铸刑鼎，叔向、孔子予以谴责，这都是经验性的事实，不足以引起争议，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麻烦的是对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所进行的评论，即所谓的“理论性之争”，从那时就狼烟四起，现在仍是烟灰弥漫毫无消尽之象。 　　概括起来，铸刑鼎这一事件的理论性之争有：(1)阶级立场不同，子产、赵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而孔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2)治国理念不同，子产、赵鞅代表法治，叔向、孔子代表礼(德)治；(3)思想倾向不同，子产、赵鞅代表革新思想，而叔向、孔子代表保守思想，对新生事物持否定态度；(4)孔子的态度不同，子产铸刑书时孔子才17岁，但孔子从没有批评子产包括子产铸刑书，孔子之所以批评赵鞅铸刑书，因为晋国刑书是范宣子乱政的结果，其内容和实行仁政的郑国刑书不同，孔子反对的不是铸刑鼎而是刑鼎的“奸”法内容，“且夫宣子之刑，夷之?L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再者，晋国刑书的实际起作用者范宣子和荀寅是下卿，代国君立法是不合格的，僭越礼制，联系到季氏擅自僭用了天子舞乐规格的八佾，孔子义愤填膺地指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种解释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孔子的评论“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即使不强烈反对铸刑鼎，也是对刑鼎持否定态度，这是毋庸质疑的；(5)社会控制模式不同，予产、赵鞅坚持“缘法而治”的“整齐划一、不分贵贱”格局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叔向、孔子坚持“礼乐之治”的“差序”格局的社会控制模式；(6)喻中的观点是：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坚信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必然结果。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同时，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峙，政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思维方式，那么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思维方式。应该说，喻中的观点是比较新和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但仍有令笔者不解的诸多困惑，比如，当今的英美法学家、法官和民众不看重制定法的人居多，法典在这些国家并无多好的立足平台，边沁企图在英国推动法典化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难道说这些和孔子对成文法持相同批评观点的法学家、法官，如喻中所说的是“类似于一个布道的宗教领袖”，在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