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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道现代意义 　　21世纪，世界已经进入生物储存和3D打印时代，诞生于男耕女织时代的儒学还有什么价值？在中国徐徐拉开新一轮创新的大幕之后，孔孟之道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笔者认为：儒家经典完全可以为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贡献。 　　一、用“民心”衡量不同社会目标 　　《大学》开篇谈到“知止而后有定”，“止”即目的地。只有知道目标，才能定纷乱心，克艰难困苦，勇往直前。中国的圣人们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民心即民本”思想，即民众内心满意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总目标。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即民之根本， 民心即道之根本。孟子更是发出让历朝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千年一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用“民心”为标准可以解决改革共识问题。任何改革主张归根结底都要由民心向背来评判、由民众来实施、由民众来调整。用民心向背来评判就能在复杂的改革环境中胸有成竹，一些单靠经济发展数据而不公平惠民的小聪明和违背民意的“面子”工程就会露出马脚。而孔孟二人反复强调的惠民基本方法：轻赋税、除民害、制民产（藏富于民，让人民有恒产成为中产阶级）、恤民患（扶危济困）等应该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用“民心”为标准可以解决改革策略问题。获得民心只有靠一个“诚”字。台湾哲学家傅佩荣认为整部《论语》扼要言之，就是“真诚”二字。《中庸》把诚提升为“天之道也和人之道也”。不诚者，无道也。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民众比任何天才都更伟大，也更智慧。真诚的改革才能产生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才能让民众发自内心地拥护。 　　二、用“中庸”统领不同社会智慧 　　不仅《中庸》谈到“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其斯以为舜乎（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国家，这就是舜成功的地方吧）？” “四书”的其他三部经典都反复谈及要致中和，把握好度。中庸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中庸有三层意思：一是遵循基本规律，要符合“礼”，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宜、要妥帖、要渐进；二是让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行为通过修身保持一致，合内外之道致中和。所思即所做，所做即所思；三是防止极端，多一些“既要，又要”的思维，少一些“非白即黑、你死我活”的简单化冲动。 　　儒圣们平时很灵活，“经（原则）”“权（灵活）”兼用，一旦“中庸”定位完成，却非常执拗。孔子是 “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是 “虽千万人吾往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则是“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因此指责中庸是老好好，一切都讲调和、讲妥协是天大的误会。 　　邓小平同志创新中国经济改革道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用中庸平和的智慧调和了国际关系和本土实际的矛盾。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恩来同志，更是国际公认的“中庸”典范。尼克松《大国领袖》这样描述总理：“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 　　今天的中国也需要“中庸”，“中庸”可以化敌为友，争取团结最大多数。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其他，也应“戒急用忍”，“极高明而道中庸”。 　　三、用“修身”辅佐制度建设 　　《大学》开宗明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修身是根本，这个根本没做好，没听说国家能治理好的。如果忽略了这个根本，而重视不该重视的，也没听说国家能治理好的。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途径就是“修身”。设计再精妙的制度，也是人制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因此只有辅助以人的自律才能保证良好运转。 　　当今中国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也应该重新谋划“修身”大略，使其恢复成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根本。孔子对“内正”，要求君子学习、慎独和三省吾身；对“外正”， 要求君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朝大儒王阳明又加上“知行合一”。修身不仅能提高个人道德水平，还是承受人生苦厄的盾牌。人生不顺之事十有八九，儒家提出用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靠救世主，用“修身”自我拯救，以“至诚”无愧于天地间，则 “境”随“心”转。用宋朝谢叠山荡气回肠的话：“人可回天地之心（人能扭转天地安排不利的命运），而天地不能夺人之志。” 　　《大学》当中归纳了修身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级递进，境界不断提升，最终“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 和天地同辉。修身的终极目标是把个人成就和大义，即天下苍生的福祉融为一体，这为国人提供了超越生死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