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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高薪和清代养廉反思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在宋代统治者看来，历朝历代之所以贪官辈出，原因只有一个，俸禄太低，官员穷困导致集体腐败，因此，推出了高薪养廉制度。但是，高薪养廉制度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对官员腐败的影响程度，忽略了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对为官从政的重要性，自然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错误观念推进下的高薪养廉顶层设计 　　纵观历史，宋代官员的工资水平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从皇帝到大臣，都同意这种顶层设计，因此，宋代的高薪养廉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得非常彻底。从宋太祖至宋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代官员在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喂马草料以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贯至400贯，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6倍。 　　有学者以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300贯，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无论换算是否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官员的高工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大小官员皆锦衣玉食，生活奢华，但事实证明，高薪就能养廉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造成这种局面，高薪养廉的错误顶层设计应当负主要责任。 　　高薪养廉造成从政为享乐，出发点极其庸俗 　　宋代初期，宋太祖对武将过度管控，间接造成过度依赖文臣，培植了庞大的文官系统，以此强化自我权力稳定，与此同时，他亲自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誓约，并使其成为既定国策。这也为日后北宋官员肆意挥霍贪腐埋下了巨大隐患。 　　宋太宗进一步提高文臣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在宋代，高薪养廉造成想当官者如“雪片般”蜂拥而来，因为只要能够当上官，就等于过上了吃尽穿绝的奢靡生活。在高工资和高福利的联动作用下，导致了官员贪渎和为官不为。高薪没有养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庸俗从政思想。据史料记载，在宋代，“夜饮”是极其时髦的高官腐败现象。这种豪奢在当时已成为高级官员们的共同嗜好，由此引发了吃请、比富，拉关系、结朋党等种种不良风气。在高薪的助推下，人人比着收入和享受，造就了宋代官员大多贪污受贿、穷奢极侈的现象。 　　超编超配严重损害了国家财政及政治风气 　　宋代高薪养廉制度的持续推进，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例如，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导致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究其原因，就是高薪的巨大诱惑。由于为官的出发点日趋庸俗现实，导致混杂在官员队伍中的人员鱼龙混杂，道德修养日趋不堪，政治生态日趋腐化。 　　高薪还导致为官不为。真宗时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官员皆以老成持重相标榜，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有一位名叫田疏的官员给皇帝上疏直言：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捡旧例，无旧例则不行。就是说，这些高层官员，只要遇到政务，就会找过去的老办法，没有老办法的事就不知如何处理或干脆不处理。这种死板的工作方法如何能解决不断变化的新问题？结果就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在宋代，三年进行一次官员考核，只要官员在任内不发生大的过错，就能够得到提拔。于是，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不作为式为官法，在一位名叫李沆的宰相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每次接待宾客或处理政务，他都很少讲话，他的弟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李沆对外界给他的评价非常满意，因为这正符合他的政治预期，“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种看似城府高深，实则自私自保的从政心理严重影响了为政风气，极大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和人才使用。无独有偶，还有一个叫章得像的人同样是以默默“无为”著称，同样也升到了宰相高位。宋朝就在这样的官员“整体沉默”中一步步走向了沉沦。 　　当然，宋朝也有廉洁有为的官员，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但是，他们绝不是高薪养廉制度的产物，而是继承了真正的士大夫精神。在清廉自律方面，王安石堪称第一典范，吃穿用度皆以简朴为要。做知制诰时，有人来给他送信，竟误认为他只是个家仆，左右人赶忙说，这就是你要找的“舍人”。送信人忍不住赞叹，“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晚年居住在南京钟山，只有几间简朴的小房，出行骑一匹小驴，对此，苏轼曾形容他是“骑驴渺渺入荒陂”。遇有游客来访，在道旁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