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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
关键词: 传媒改革 传媒公共性 国家与社会 民主 公共利益
[摘要]:本文以反思中国大陆的传媒改革入手,讨论三十年改革中遇到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构成改革的目前困境的那些问题,由此引申出对传媒公共性的讨论,提出在此理念基础上,我们要重新确认改革目标,引领改革重新起步;传播研究也必须为改革的重新起步提供理论和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这些观点构成一个整合专刊的思考框架。
AbstractCritically appraising China’s media refor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everal key theoretical issues surfaced in the 30-years of reforms, especially those that constitute the conundrum of the current media reforms.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media, arguing that a well-understood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must be the basis for setting new goals for the reforms and re-launching the reform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must off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rejuvenation of the reforms. With these ideas, this article also offers a framework to integrate various pieces in the special issue.Keywords: media reform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media, state and society, democracy, public interests
本期专刊的稿件、组织、撰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前。作为学者,除以自己的方式,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共同赈灾、救灾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内涵丰厚的个案,即以中国传媒为演绎平台的全民抗灾,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政府、传媒、民众共同参与民族和国家建设(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的热点时刻。中国传媒在抗震救灾报导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传媒改革三十年成就和局限的一次大检阅。以此为个案,系统考察中国新闻实践、新闻再现及其话语构成,以及新闻与公共议题的建构、公共政策的制订及实施等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中国传媒体制、市场机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传媒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应当成为今后研究中国传媒改革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这些研究议题,渗透在本期专刊的各个部分。专刊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实践为考察对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界专家应邀展开的笔谈,二是特邀专稿(三篇),三是经公开征稿、匿名评审所选择的研究论文(四篇)。三部分的侧重有所不同。专家的笔谈,力求言简意赅,意在比较广泛地反映学界对传媒改革三十年一些重要问题的反思;特邀专稿每篇针对传媒改革的某方面或现象,以经验考察为基础,勾勒历史的轨迹,并展开理论分析;公开征稿的研究论文各自就改革过程中的某一现象,以理论为指导,展开经验的研究。综合起来,我们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使专刊具有思想和学术的结合,历史和现实分析的结合,理论阐述和经验考察的结合。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多少,有待同行们来判断。作为专刊的编辑,我在此对专刊整体的考察对象──传媒改革三十年──作一概述,并讨论这三十年的改革或触碰、或回避、或提出的部分理论问题,尤其是体制改革中的困境,传媒及其话语的公共性,以及传媒改革研究的思想性和学术性等问题。这些都是大范畴的问题,其中实然和应然的维度相交叉,为求比较清晰的解答,需要长期、系统的研究积累和各种观点的相互交锋。我在这里只能作一简单的概述,目的是在宏观的层面,一为串连专刊的各篇论文,二为今后的传媒研究勾勒一个提出研究问题的思路。改革开放与传媒改革考察传媒改革,一个基本的现实和逻辑起点是,新闻和传播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法制体制和行政治理等的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相互构成。首先,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有此前在传媒上展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铺垫。这个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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