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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公民赡养扶助义务内在价值析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在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观念下，“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研究立场、权利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使公民赡养扶助义务条款的立宪价值、规范性长期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共同体基本规则观念的导入将家庭纳入宪法学的理论视阈中，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非文本主义的传统研究提供了视角。在这种观念下，人的社会性成为宪法秩序的基石，义务规范作为共同体成立的基础，与权利规范具有同等价值。家庭在共同体结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是宪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赡养扶助义务条款凸显我国宪法鲜明的传统文化底蕴，体现出家庭内部的自足性价值，具有巩固国家正当性的功能；是国家对次级共同体的必要调整，为实现人权保护在不同共同体之间架设起桥梁。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彰显了宪法的上述价值。 　　关键词：“公民赡养扶助义务”；宪法价值；共同体；人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图分类号：D2938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9-0090-05 　　引言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生效。新法在赋予老年人权益以更加完整的内涵、为实现老年战略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的同时，部分条款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如认为“常回家看看”条款是国家以法律手段干预家庭伦理道德领域、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如何认识相关规范的价值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事实上，争议条款是对宪法第49条第三款“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是对宪法上公民家庭伦理义务的硬性要求，宪法义务规范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供了价值源泉。因此，对宪法公民赡养扶助义务规范进行价值探讨对于解决当下争议具有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被纳入“人权―基本权利”范畴的权利规范在宪法的价值王国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义务规范则相对处于外围――它们或是被置于工具性地位，或是被推向政治性、道德性或伦理性价值的边缘。这种晦暗不明的状况是由分析进路与学术立场的僵化导致的。本文将通过对“国家根本法”及“共同体基本规则”两种不同的宪法观进行梳理，比较不同场景下对宪法第49条第三款的不同认识，探寻分析宪法家庭伦理义务规范内在价值的可行进路。笔者认为，从“共同体”而非“国家”的角度认识宪法，从“人”而非“权利”的维度观察宪法义务条款，才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认识问题。以此为基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蕴含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对宪法中“赡养扶助义务”的两种认识 　　“赡养”，指子女对父母经济上的供养，即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扶助”，指子女给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在我国1982年以前的三个宪法文本中，并未规定公民“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在1982年宪法草拟过程中“正好报纸报道了很多关于家庭闹矛盾的事例。……对此，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们议论纷纷，认为宪法必须加以规范”。[2]基于宪法观念的不同，学界对该条款的规范价值、法律效力和立法功能长期存在不同理解。 　　1“国家根本法”观念下的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一般认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国家根本法”“母法”“最高法”。[2]在其中，“国家”是宪法毋庸置疑的存在基础，构成了宪法概念的核心要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观发端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社会契约理论，基于“缔约”之“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政治假说，强调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侵害，以确立政府权力界限为“首要职能”。[3]虽然为了维系国家的存在，公民的宪法义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非倚赖于公民部分权利和自由的牺牲国家无以为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民“基本义务”的概念，典型的如依法纳税义务、服兵役义务和受教育义务等），但这种价值只有在为保障基本人权服务时，才能被正当化。换言之，宪法义务规范的存在是以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和根本动因的，“基本义务并不具有构成宪法规范体系之核心内容的那种价值特征”。[4] 　　秉持这种宪法观的学者对我国宪法规范中公民的“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团结”“遵守社会公德”等义务持批判态度，在对公民赡养扶助义务的认知上尤为如此：价值方面，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不但无法同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一样取得宪法的核心价值地位，甚至还低于宪法理论框架中“基本义务”这一概念；规范性方面，由于“赡养扶助”的概念很难界定，宪法文本上的婚姻家庭义务只具有示例性，无法对公民构成实质性的法律约束，并非法律义务，而是道义义务；[5]立宪旨趣方面，是一种普通法律与宪法功能未区分开的立法技术低下的表现；[6]必要性和功能方面，认为公民的赡养扶助义务隶属于家庭领域和道德范畴，不能构成“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