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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陶瓷研究几个问题 　　谈起宋代陶瓷，首推五大名窑，但是仔细研究后，却发现其中尚有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未解之谜，如钧窑、哥窑、北宋官窑及定窑中的绿定等等，均是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对此有些不成熟的想法，以随笔的形式发表，希望能对学术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即便把我当成笔伐的靶子，只要能公正的学术讨论，我都乐于接受。 　　钧窑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学术界就有专家提出钧窑应该是金代产品的学术观点，到70年代随着河南禹县钩台窑的正式发掘后，这个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其出土实物与故宫传世钧窑品完全一样，而且在窑址中还出土一个钱范(当时报道是钱范，实际可能是陶瓷做成的类似吉祥物模仿钱范的陶瓷雕塑制品)。上面印有宣和字样，故该窑址应该是宋代的，与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故宫传世的钧窑产品是宋代的说法正相吻合。但是该次发掘的窑址，在地层关系上有些混乱，并不能完全证明就是宋代的窑址，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故宫传世的钧窑产品是官窑性质，许多烧坏的产品打碎后就地深埋，只有官窑才有此作法。目的是防止流散民间进行仿制。二是该窑址的上限不会超过所谓“钱范”上面的年代。正因为此次发掘留下的疑问，其后不断有学者对官钧产生的年代提出疑问，到本世纪时，该问题形成一个热门话题，上海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对禹县出土的瓷片用热释光的科技方法进行了测试，结论是年代在元末明初。深圳博物馆的同志则在文献及器物造型类比排队方面，也得出与上海博物馆近似的结论。似乎官钧的问题已经解决，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应该是明永乐时期烧造的官钧产品。国外有名的拍卖行在拍卖官钧产品时，更直接标明年代为明初，而且亦拍出数千万元的高价，收藏家不看重年代，更看好的是这种瓷器的性质，与皇家有关的瓷器，历来是收藏家追逐的目标。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认为就目前发表的论文，如果把故宫传世的钧窑产品定为明初，尚为时过早，因为有如下几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1、宋代文献中确实没有关于钧窑的记载，可是在元代和明代的文献中也没有找到记载钧窑的蛛丝马迹，翻遍正史和地方志，居然连一点线索都未发现，实在令人费解，尤其是地方志，如果有烧造官窑这样光宗耀祖的大事，一般是不会漏掉的，在神厘还有一个窑神碑，至今犹存，在上面的碑文中，也没有提到烧造官钧的事情。故此笔者认为，主张官钧元代或明初烧造的学术观点，在文献方面缺乏有力的证据。 　　2、北京故宫清宫旧藏钧窑瓷器确实有明代宣德时期产品。香港商务出版社出版故宫精品图录《颜色釉》卷由笔者主编，其中选用了一件钧釉瓷盘，但是注明的是景德镇仿品，现在看来可能不是景德镇所烧。类似的瓷器在广西博物馆和台湾私人均有收藏，主要是盘和碗，造型特征极具宣德风格。釉色则与官钧有差异，是否在河南所烧，有待进一步研究。 　　3、钧窑瓷器是金代河南烧造。而且与故宫传世钧窑极为类似，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正式发掘，已经得到证明。该发掘工作做得极为严谨，地层清楚，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可谓铁案。故宫博物院在解放后收购的钧窑瓷器中，也有金代的，原来认为是宋代的，后来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准确的定为金代产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有一件钧窑枕，虽然是清宫旧藏，极有可能是乾隆时期地方官进贡宫廷之物，应该也是金代的产品。由此推论，官钧是金代的产品也有可能。 　　4、热释光测试年代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究竟能准确到多少年，也就是说误差有多大，在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最早发明热释光方法的牛津大学，在他们出具的报告中，有时给出的结论其误差范围竟达300多年，如《文物天地》前几期发表的日本收藏家在牛津大学测试的所谓“柴窑”花觚，给出的结论是年代在700至1100年之间。由此观之，热释光测试的绝对准确年代，尚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的统一认识。 　　5、钧窑釉色的烧成原理来源于唐代花釉，在河南至今把唐代花釉习称为“唐钧”，尤其在窑工中，认为唐代花釉和钧窑釉色的烧成机理没有差别，只是原料不同而已。在唐代是否已经有了钧窑釉色的产品呢?虽然在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没有出现，但是在民间的收藏品中已经有了蛛丝马迹，笔者曾经见到一件钧窑净瓶，该瓶高33厘米。造型规整，具有唐代造型的时代特征，但是釉色却是钧窑的，而且还有红斑，釉色瑰丽，可与传世钧窑比美，我第一次见到这件净瓶时，感觉其胎釉都有宋代钧窑风格(传统的看法)，可是造型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进一步验证其是否现代仿品，专门请了中陶古艺术品鉴定技术开发中心的科技工作者做了无损的脱玻化检测，结论是该产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产品。现在发表出来，供学术界讨论，是否还存在我们没有发现的唐代钧窑窑址的可能性，因为是个孤证，还望各路英雄百家争鸣。 　　6、关于钱范的年代，宣和面字迹清晰，没有争议，而背面文字不是十分清晰，过去认为是“崇宁”，令人费解，给人以造假嫌疑，李辉炳先生曾经提醒河南同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