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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文化中富对反腐启示和公务员教育作用 　　摘 要：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实现让官员们“不愿腐”的目标。物质决定意识，此目标的实现首先要求以添“富”的方式让官员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事实上，高薪养廉是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富贵文化包含先贤们对“富”的作用的论述，对由“富”而“贵”的逻辑关系的认同，对现阶段的反腐制度建设意义重大。 　　关键词：反腐败；腐败成因；高薪养廉；富贵文化 　　一、 引言 　　反腐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个长期性的难题。反腐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长期艰苦卓越的努力。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呈现出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官员们“不敢腐”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让官员们“不能腐”的制度建设的效果也初步显现，但离官员“不愿腐”的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标，可以从内心深处给官员们拒腐防变建立一道天然的屏障。这一目标的取得不能单靠高压反腐和一般性的制度建设，也要靠经济上的“高薪养廉”和文化上的创新。用高薪来维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是世界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我国公务员队伍的薪金水平未能完全做到水涨船高，与物价和房价的不断上涨有所脱节。给公务员加薪的添“富”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腐败的经济成因，同时增加腐败的经济成本。 　　二、腐败的经济成因分析 　　导致腐败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制度上的不完善，也有社会上的各类诱因。有学者甚至研究了诱发腐败的人情因素。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谭志坤认为，“道德面具下的中国式人情不仅可能滋生腐败，而且会给这类型的腐败披上一层道德外衣，使其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1]（p55-65） 。在腐败的众多成因中，有两大成因涉及深层次的经济基础问题和文化环境问题。那就是经济成因和文化成因。其中的文化成因甚至还可以涵盖人情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愿腐”归于意识层面，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所以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里的经济基础泛指官员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制度设计层面上，不能要求官员都是圣人，没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尊重人，包括官员的物质生活需求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在实际中，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完全脱贫，社会收入蛋糕的分配要更多地向贫困群体倾斜，兼顾公平，所以官员的个人收入有偏低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官员的阳光收入不足以支撑过上体面的生活。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正处级及以下的公务员的薪金加补贴都普遍不足9000元，面对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教育等支出，这些工资性收入完全可以说是杯水?薪。在欠发达地区正处级官员的月收入加上车补也只有6000元左右。面对老人赡养，子女上学和购房等众多支出，这些钱最多只能勉强够花。能到正处级的官员多半都经历过长达10年的努力，收入尚且不够花或勉强够花，更不要说处级以下公务员的收入了。能成为公务员的都受过多年的教育，花费了较大的教育成本。与成本支出形成较大反差的是收入水平并不理想，甚至远不如当初的同学和好友。这种情况会导致巨大的心理落差、心理失衡，从而为权钱交易埋下种子。 　　而且公务员较低的薪金水平使得腐败的经济成本过低，不利于廉政建设。社会生活的人做任何事都会衡量经济成本，官员也如此。如果腐败一次带来的收益就足以抵得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收入，有的官员就会不惜铤而走险。即便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也能给家人留下足够的财产。如果合法收入本身就足以保证自己和家人体面的生活，官员们在贪腐之前就会顾虑已有舒适生活的丧失，从而为贪腐筑起一道防线。 　　三、 添“富”是反腐的基础 　　富贵文化中的“富”指的是物质财富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态度。富贵文化中的“贵”指的是对崇高价值的追求，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古人所认为的富与贵之间的关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家孔子提出了“足食”和“富而后教”等观点。他认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人们在物质财富方面富足。西汉时期，司马迁就富与贵的关系问题给出了如下论述：“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识理义。《史记?货殖列传》”。他提出的荣辱和理义就属于孔子所说的“贵”的范围，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一上层建筑必须要以“衣食足”和“仓廪实”为基础，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国古代就经常使用“禄以养廉”的措施来预防官员腐败。清朝时期，政府甚至在额定的俸禄之外增加大笔高于俸禄数额的钱财，谓之 “养廉银”来奖励廉洁。而事实上，较高的俸禄也确实在养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宋神宗时期，随着王安石变法措施之一的重禄重法措施的实施，被判定有罪的相关官吏从每年七百减到了每年二百，反映了官吏腐败数量有明显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