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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七年新编历史剧热潮再解读 　　摘 要:从解放后的现实政治条件来看,政治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过于苛刻的规约是使剧作家集体转向历史剧创作的重要原因。从美学角度来讲,戏剧(包括话剧)本身的艺术特质要求戏剧要保持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即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现实,保持与观众的审美距离。这是戏剧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在严格的政治控制下仍能以现实为直接的反映对象而转向深邃的历史,寻求与当代相通的精神气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历史剧 政治 艺术特质 真实性 审美距离 　　 　　一、外在的政治因素的规约作用 　　 　　“十七”年间大批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并产生了大量历史剧作的原因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条件的约束,狭小的言说空间迫使剧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就解放后的现实政治条件来看,确实存在着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过于苛刻的规约,这是剧作家集体转向历史剧创作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条件”与“文艺”的二律悖反理论揭示:处于无秩序的混乱时代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思想言论界往往更为活跃,文艺发展更为繁荣,而当社会处于统一的政治体制之下时,人们的言论更容易在无形中受到钳制。思想言论控制是统治阶层维持政治秩序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现象存在于任何社会性质的国家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击少数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使人民思想统一,进行作家创作和言论的调节、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家通过建立各种文艺组织将作家集合到统一的旗帜之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服务。文艺联合会和各级作家协会是文艺界组织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外在的组织形式制约着作家的创作活动。各级文艺联合会和作协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进行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作家在特定时间内应当宣扬的主题思想和表现形式。这种外在的政治规约通过作家自身的创作活动渗透到文学作品之中,从而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对作家的组织化控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加强了作家之间的艺术交流,二是保证了文学向政治规范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客观上却消弭了文艺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使得作家失去了创作的主动性和自由言论的空间。尤其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和评价标准更是严重损害了作家的创作自由,违背了艺术的基本精神。 　　原本希望有更大创作空间的作家对现实的失望只能用唯一的宣泄方式――沉默来表达。因此中国的当代文坛出现了作家的整体性更迭或者说“失语”、“流失”。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另外一部分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自愿放弃了创作。而真正进入所谓的“中心作家”的创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艺术规范,他们自愿的回应了“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图跨上新的台阶。小说是可以迅速、直接反映现实的一种文艺形式,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作如《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是对抗战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英雄气概的弘扬。另外一些小说如《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三里湾》(赵树理)等则塑造了新中国涌现出的“新人”的典型形象。在诗歌和散文领域也是歌颂新时期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创业的作品占据着重要位置,例如《致青年公民》(郭小川),《白杨礼赞》、《荔枝蜜》(杨朔)等等。在戏剧的领域中,同样出现了大量反映社会建设大潮和“新人”形象的作品,例如《槐树村》(胡可)、《烈火红心》(刘川)、《大红院》(老舍)、《敢想敢干的人》(王命夫)、《枯木逢春》(王炼)、《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田汉)等。虽然这些取材于“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其内容大都乏善可陈,并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图解政治概念和政治条文的特征,在以后的时期中很少搬上戏剧舞台,并逐渐为观众所淡忘。 　　与“现实题材”的戏剧相比,历史剧则以迅猛之势发展,许多著名的剧作家纷纷将目光投向深邃的历史,从历史中找寻与时代相通的精神气质。例如郭沫若在“十七年”间进行的戏剧创作主要是基于“历史兴趣”和学术翻案的写作动因,立足于“辨是非、明真谛的服务新方法”,采用更客观地取舍和加工史料的新态度,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扣合时代中心任务选材立意,结合自己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娴熟的运用大量散文诗、韵文诗来增加历史剧的历史深度、厚度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戏剧。代表作品有:《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白蛇传》、《西厢记》、《金鳞记》、《三部曲之一》(田汉),《蔡文姬》、《武则天》(郭沫若),《甲午海战》(朱祖贻、李恍),《胆剑篇》(曹禺、梅阡、于是之),《王昭君》(曹禺),《海瑞罢官》(吴晗)等。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同样的政治高压下,为什么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