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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张耀堂起义 　　清朝末年，西昌人王西平、刘次平、朱用平为清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困苦深感忧虑，常思救国救民之路。三人同时加入同盟会，立志反清驱洋，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人称“三平先生”。 　　1911年秋，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对外出卖筑路权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三人奉命回乡组织同盟会西昌分会，宣传三民主义，联络各界保路反清志士，先后在城内文昌宫以及礼州、高草、裕隆、樟木、德昌等地宣传集会，组织罢课、罢市，开展抗捐、抗粮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向群众讲演时声泪俱下：“穷凶极恶的邮传部，卖国奴偏偏做尚书，难道我们连牛马都不如?打了我们还不许喊痛?……愿为中国鬼，不为外国奴!” 　　当时西昌县令章庆实行“新政”，训练警察，严禁保路运动，同时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农民上山割一背篼马草，拿到街上卖二三十文钱，要交一半的“马草捐”；茶馆卖碗茶，四文钱，要交一文“茶捐”。章庆还以“戒烟”为名，令衙役逐户搜查，查出藏有鸦片，抓进监牢，但目的却是为了勒索巨款“保出”，余者也受尽骚扰。群众对章庆恨之入骨，称之为“章剐狗”。 　　同时，帝国主义势力与当地官府狼狈为奸，欺压百姓。外籍传教士刺探情报，盗窃珍贵文物，并强占了盐源县长坪子一条山沟的全部土地，赶走世代居住在那里的300多名彝汉百姓。 　　“三平先生”秘密组建同盟会和宣传“保路反清”的活动得到了西昌黄联关民团团总张耀堂的赞助和大力支持。张耀堂年近六十，自幼练武，有一身好武艺，平素乐善好施，在当地很有威望。为保卫家乡免受盗匪袭扰，他组建民团，战时身先士卒，赏罚公正守信，决事果断。因对县令章庆搜刮百姓不满，拒不执行损害老百姓的政令，他被撤销了团总职务。但团丁们不服新任团总，民团大小事仍由张耀堂作主。 　　1911年10月26日，法国传教士押送一批珍贵动植物标本和文物路过黄联关，被民团团丁查获。张耀堂闻报来到，一看是禁运物资，遂下令扣留。武装押送人员在法国传教士的支持下强行冲卡，开枪打伤团丁。张耀堂下令还击，击毙押送人员，扣押了法国传教士。 　　张耀堂冷静下来一想：闯大祸了!官府哪敢得罪洋大人?老百姓该遭殃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造反!便与民丁们商议起事，大家都同意跟着他干。张耀堂立即派人联系彝族土司阿史，又派人到冕宁、泸沽等地联络义士，并趁乡里举行“太阳会”，到会彝汉群众有5000多人之机，率团丁召集群众。张耀堂登高历数官府罪行，号召彝汉群众“废苛政，杀贪官，灭洋教”!群众响应。起义军随后收集锄头、扁担、棍棒、镰刀作武器，成立司令部，推举张耀堂为总司令。 　　次日，张耀堂侦得西昌清军主力调往成都平叛，城防空虚，决定亲率起义军攻打西昌县城，命令兵分三路：一路从南门进攻，由白塔寺至军营，一路从东门进攻，攻占总镇董南斌的衙署；自己亲带一路从西门进攻。从南门和东门进攻的两路起义军都被清兵识破，关闭了城门，在城墙上开枪阻击。 　　两路起义军先出发后，张耀堂与部下商议。他知道西昌城墙高大坚固，只要四门一关，没有火器的起义军不易攻破。便将十几个彝族起义军战士捆绑起来，装作民团俘虏了彝族犯人，进城“邀功请赏”。张耀堂率领二十多名团丁押着“彝族俘虏”，大摇大摆向西门走去，后续大部队远远跟着，只等前锋占领城门。 　　张耀堂带着前锋部队一路畅通无阻，突然抽出大刀，砍翻守兵，立即控制了城门，后续大部队一涌而进，杀向县衙。 　　起义军涌进县衙，两个清兵急忙上前阻拦，被乱刀砍死，其余清兵一哄而散!起义军在后堂搜出来不及逃走的县令章庆，押到张耀堂面前。章庆色厉内荏地叫道：“你们要造反了!”张耀堂上前狠狠抽了他一耳光，抽得他踉踉跄跄。章庆见势不对，连忙跪下求饶：“你们要印，我马上就交给你们。”张耀堂厉声呵斥：“章剐狗，你欺压百姓，罪大恶极!我们不要印，要你的命!”说完，大刀一挥，砍下章庆的头颅。 　　张耀堂手提血淋淋的头颅，率领起义军出了县衙大门，经南街、府街，直奔知府衙门。沿途市民听说章庆被杀，大快人心，争先恐后地出门观看，部分市民加入起义军。 　　宁远知府王典章和建昌总镇董南斌正在衙内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起义军已杀到门前。眼看无路可逃，两人只好硬着头皮打开衙门，迎出大门，对张耀堂拱手，假意道：“章庆骄横不法，我们正要治他的罪，你们杀得好!请壮士进衙议事。”恭敬地把张耀堂等迎进府衙坐下，亲自端茶递水，同时又请来当地知名士绅。王典章欺骗张耀堂说：“章庆罪该万死，你们替民除害，做得好!我们向朝廷据实上报章庆罪恶，讲明你们是官逼民反，今天这事是不得已而为之，请朝廷赦免。”接着又劝道，“你们几千人进城，惊扰百姓，为免使百姓受惊，是不是带兵出城为好?”在座士绅也七嘴八舌地劝起义军出城驻扎。张耀堂毕竟生在封建王朝，不免保守，幻想朝廷赦免，没识破王典章的真实嘴脸，又顾忌城内民众，便答应带部队出城，撤到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