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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题：实施积极汇率政策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 作者：null auth 时间：2011/9/2 0:00:00 来源：中国证券报 正文： 　　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引以为豪的资源禀赋之一。随着市场改革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转型期，曾经认为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呈现出逐渐消失的迹象——农民工工资连年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沿海地区从2007年开始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等现象。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刘易斯拐点”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而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汇率升值幅度过小所致。只要中国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的增速，相应幅度的汇率升值就应成为释放人口红利的必经之路。在实施积极的汇率政策的同时，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人口红利远未结束 　　根据国际标准，人口红利通常以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就是指非劳动力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它度量了劳动力人均负担的赡养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 　　抚养比越小，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少，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轻，人口结构中的劳动力禀赋越有效。国际惯例认为抚养比的临界值为0.5。当一个国家人口抚养比低于0.5，我们往往会认为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若抚养比高于0.5，那么说明这个国家人口红利消失。 　　从出生率来看，中国人口出现两个波峰：1957年-1970年超过2.3%，1982年-1989年超过1.5%。体现在劳动人口的数据上为2005年-2035年之间将有超过9亿的劳动人口(此处的劳动人口是按照国际标准15-64岁间的人口数量)。按照国际标准，抚养比小于0.5的时期为人口红利期。我国数据显示2000年-2030年之间人口抚养比皆小于0.5，为人口红利期。 　　考虑到“虚假劳动人口”(年满15岁却继续受教育的人口)与国内外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我们对抚养比的数据进行了修订。具体做法是根据中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初高中及大学的入学率、男女退休年龄等重新估算出真实劳动力人口。剔除样本包括：15岁后继续参加教育部分人群(包括高中、大学等)、女性55-60岁退休人群等。从修正后的人口红利来看，我国人口红利期在2001年-2020年之间。从人口红利总量来看，抚养比在2007年前后达到高峰，也就是所谓的红利峰值，随后抚养比上升，但仍低于0.5的国际人口红利标准，中国人口红利远未结束。 　　二、“刘易斯拐点”只是假象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首创的概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如此一来，我们很容易论证目前中国是否处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的关键点。目前工资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是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导致，还是受到维持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影响?若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工资上涨仅仅是由生活资料价格变动而导致的补偿性上涨，那么“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推论就不攻自破。 　　1、劳动力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供小于求 　　正如上文分析，我国人口红利峰值的确已过，但远远没有到结束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仍在继续，没有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毕或者紧缺的迹象。 　　从劳动力市场供求来看，我国城市劳动力供求关系仍较为宽松。2011年第一季度，供求关系维持在107:100的水平。结合历年的供求数据来看，截止到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整体供需关系仍然处于好转的趋势中。从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来看，东、西部城市劳动力供给充沛。2011年第一季度，东、中、西部城市供求关系分别为109:100、105:100和107:100。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并没有出现较为紧张的迹象。 　　此外，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并没有出现枯竭迹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参考工业化国家65%的城镇化水平，若按照目前71%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估算，未来仍有1.46亿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中去。从日韩农村人口转移规律来看，刘易斯拐点一般出现在城市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