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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外对比研究历史现状与发展走势 　　[摘 要]基于汉外对比研究历史、研究层面、研究问题的梳理，本文认为，汉外对比研究应在传承前人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基础上，结合汉外教学与研究的具体任务、对象和目标，进一步从结构语言学层面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发展到认知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进而注重深层语言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这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语言学发展走过的历程，也体现了语言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关键词]语言学 汉外研究 语言思维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9-0099-02 　　语言对比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新中国汉外对比研究与教学的开创者，当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吕先生认为，语言学上的对比研究对于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变体特点意义重大。学界一般以吕先生1977年的学术报告《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作为中国新时期语言对比研究的开始。吕先生认为，只有通过比较，被研究对象的共性与特性才能显示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1] 　　一、语言对比研究的历程 　　语言对比研究，迄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始于洪堡特19世纪开创的对比语言学，洪堡特同对比语言学的另两位先驱叶斯柏森和沃尔夫，共同奠定了语言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目标，提出了更深刻地理解语言本质和人类精神关系的思想。第二个时期从对比分析理论奠基人Fries和Lado的《跨文化的语言学》（1957）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特点是以美国结构主义作为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注重将目的语与学习者的母语进行语言表层的差异比较，借助对比和迁移来学习第二语言。第三个时期从Carl James《对比分析》（1980）、Krzeszowski《对比语言学的范围》（1990）直到现在，这一时期对比研究逐步突破表层研究，回归到语言深层研究，注重对比研究的应用服务功能，呈现出逆向发展的特点。 　　二、汉外对比研究的层面 　　对比研究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汉外对比研究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共时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显示语言异同尤其是差异，以认识语言本质，并为语言教学、语言翻译和双语词典编纂等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促进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作为两种互相独立的语言系统，汉外语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从内部语言学范畴来看（微观方面），汉外语在语音、词汇、标点、语义、语法、修辞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别；从外部语言学范畴分析（宏观方面），两者在语篇结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用等方面也各具特点。这两个层面的汉外对比研究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研究与实践、汉外双语词典编纂等领域，对于促进母语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学者刘宓庆、潘文国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对比研究三个层面”的理论，认为“对比研究”宜从语言表层结构形式、语言表达法、语言心理和语言哲学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借用叶斯柏森（Jespersen，1929）的表述，第一个层面相当于A层面“形式”研究，第二个层面相当于B层面“功能”研究，而第三个层面则是C层面“意义”研究，只有深入“意义”研究层面，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3] 　　比较国内外对比研究实践，语言形式的表层对比研究与国外第二个时期的研究相对应，语言心理与哲学的深层对比研究则回归到了第一时期洪堡特、叶斯柏森等人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语言表层形式的研究，还是中层表达法的研究都无法离开语言的深层研究，任何语言差异都必须溯源到语言深层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求合理解释，最终解决语言应用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汉外对比研究应传承前人开创的传统，更加关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功能，关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以深层研究促进表层研究。根据汉外教学与研究的具体任务、对象和目标，我们倾向于刘宓庆、潘文国等人关于“对比研究三层面”的理论，应着重在三个层面进行汉外对比研究。 　　第一个层面是表层语言形式对比。这是将汉外语言作为一个静态、稳定的系统，重点从语音系统及语法系统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主要适用于语法教学、翻译教学。表层对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无法预测学习者所有的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能将对比研究结合偏误分析、中介语分析等分析方式，更能帮助学习者辨析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也能解决语言教学和应用的一些实际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中层表达法的对比。这是将汉外语言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重点从使用者的社交语境进行对比，最适用的领域是语言交际和实用翻译。这一研究强调从语言实际应用层面，侧重语篇和语用的对比研究，其初衷是以有定无定、肯定否定等共性范畴作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