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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元代杂剧女性意识 　　摘要： 元代是一个儒教思想稍有削弱、各种思想混杂的朝代，儒士的地位低，他们为当时处于不公平地位的女子代言，塑造了一批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她们反抗强权和夫权，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是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关键词： 元代 杂剧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22-0106-02 　　元代杂剧是元代文学的代表，成就很高，元代可以说就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期，元杂剧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所以，无论是内在思想本质，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很独特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的。大批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他们能够体会同样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苦难和辛酸，用杂剧的形式反映她们日渐觉醒的女性意识。 　　一、古代女性地位与女性意识 　　女性一向被认为从属于男性，早在周代，男尊女卑便已被社会普遍认可。如《周易?系辞传上》就对男女的社会地位作了说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可见在周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就被定位，而《史记?周本纪》里说：“古人有言‘化鸡无晨。牡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封维夫人言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稗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国。”认为女人是红颜祸水。《诗经?小雅?巧言》里也说女人导致亡国：“褐宗周，褒拟亡之”。 　　儒家教条还明确了男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子应遵守的规范，如《论语?阳货》规定在婚姻上男女要有别，“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儒家的这些教条成为以后女性的规范。 　　到了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 《春秋繁露?卷十二》） 班固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1]这些对于束缚妇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成为妇女头上的紧箍咒，夫妇之间只有绝对的服从关系，妇女几乎丧失了独立人格。 　　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思想，朱熹说：“一家之中，须有内外各正，方成家道。利女贞，非女自贞，是齐家之君子正之也。论家之道，责任在男；论正家之化，必先观女。门内恩胜之地，倘妇顺不彰，就成为阳教之累，所以正家莫要于利女贞”[2]。 　　“当他们将男权强加给自己的禁锢当作自己的行为法则时，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族类，已经完全被男权社会所改造，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就在此时全面丧失”[3]。到元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出现了一批反映女性意识的杂剧作品，所谓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通常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社会强加给自己的性别特质及责任会进行思考、辨析，有选择地接受。 　　元代杂剧塑造了一批女性意识有所觉醒的妇女形象，她们淡漠贞义节烈，追求男女平等，反抗权豪势要，质疑天地鬼神，她们自爱自尊，尤其在爱情婚姻中，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大胆勇敢的气概，这些女子在与残酷现实的斗争中力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二、元代历史背景 　　在政治上，蒙古族统治者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元史?百官志》规定：“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4]赵翼说：“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5]元代统治者还曾经中断了科举考试，这就使大批儒生失去进身之路，地位下降，沉抑下僚，以至于“有些地区的儒生还沦为奴隶” [6]。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十分同情妇女的命运，理解妇女们的悲惨遭遇，同情她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而妓女、寡妇的命运则更为凄惨，这些文人用杂剧的形式来反映妇女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她们的觉醒意识。 　　在经济上，元代中后期农业得以恢复，都市经济繁荣，城市规模日益扩大，黄仲文在《大都赋》中写道：“华区锦市，聚万国之异珍； 歌棚舞榭，选九洲之芬?。” [7]随之兴起了市民阶?樱?因而元代杂剧的兴盛适应市民阶层的精神追求的需要，“如至正二十二年（ 1362） ，松江府前的勾栏排戏时，屋棚倒塌，压死42人”[8]。 　　在思想文化上，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9] “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