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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语言研究历史转型从建设到颠覆 　　摘要：法律语言学(forensic linguistics)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是现代才有的，但法律语言的研究却可以上溯到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语言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而法律语言研究也从最初的建设法律的研究走了颠覆法律的研究。 　　关键词：法律语言学；法律语言；建设；颠覆 　　 　　法律语言学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日渐成熟起来。根据学者的统计，在1994年到2005年这12年时间中，中国主要的语言学刊物上共计发表法律语言学文章68篇，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国外，1993年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学者Malcolm Coulthard发起，在德国波恩举行了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学会(IAFL)成立大会。／994年3月，法律语言学第一本杂志《语言与法律》(Language and Law)出版，法律语言学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此，笔者试图从法律语言研究的历史出发，揭示在法律语言的研究过程中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对语言在法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以及不同的法律观念之下语言在法律中的作用。 　　 　　一、法律语言研究初期：通过语言的法律建设 　　 　　人们认识到语言在法律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修辞学，其最早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遗嘱检验法庭，之后，它就一直在公共事务和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时，修辞学被看作是一门劝说性演讲的艺术，在缺乏明显真理的情况下，民事争端的双方当事人的说辞便起到断定案件的关键作用。同时，劝说性演说也能对君主进行废黜或者授权，对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并能对法令起到实施等作用。人们对如何提出证据和论辩的方法进行说明，还为准确推理过程的原则做出规定。除此之外，还对有效使用语言的方法进行分类，并从大量的人类话语中选出那些被认为具有劝说作用的成分，进行归类研究。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所研究的问题归纳成一种理论，形成现在所谓的古典修辞学理论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中，修辞学被看作是研究演讲的技巧，其主要的领域包括法学演说、议政演说和宣德演说。这些构成了修辞学的三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三个不同的领域之内，古典修辞学再根据不同年龄的人以及具有不等财富的人与民主政治家和寡头政治家进行分析，讨论其心理特征，以便在演说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人群诉诸不同的方法，从而达到劝说的效果。在法学演说中，诉讼当事人或者代理人通常要面对由5到2000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演讲。而演讲的内容不限于就事论事地针对系争案件，而是从一切可资利用的具有说服性的方面展开演说。比如在一场有关商业欺诈的诉讼中，代理人为被告撰写的辩护词主要阐述被告对城邦的公益捐助：曾参与赞助了三次公民庆典及两次悲剧演出的费用，独自或合伙捐建了两艘三层桨座的战舰，无数次担负战争期间的紧急开支……上述诸项累计花费达三千五百明那。而与本案直接有关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句：“一个如此热心于公益活动、诚实地履行公民义务的人，又怎么可能在区区五百明那的商业往来中上下其手，玷污当事人的一世英名呢?” 　　从语言的角度看，古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语言的煽情功能(evocative)，而修辞学的兴起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功能来为现实的政治和法律服务。语言要发挥其煽情的功能，必须有所诉诸，或者诉诸于人情，或者诉诸于事理，因此，语言的煽情功能必须与煽情的对象结合进行研究，才能够发挥作用。而这一点在现代的“新修辞学”中已经得到发挥，新修辞学不仅仅研究语文学，而且同时将心理研究、动机研究或者其他行为主义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从法学角度看，由于古希腊人在法律审判中的话语范围并不局限于就事论事地根据法律的说理，完全脱离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是将当事人生平的一切有利因素转化成法律上的说辞。因此，任何法律上的争端都可能引起对当事人整个人生的评价，从而将法律审判转变成对当事人整个人生的审判。而且，这种审判话语也可以使希腊人的审判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还可以将社会和城帮的利益在审判中得到体现。 　　在现代法律语言研究中，美国学者普若泊特提倡律师应该有“词语意识”(word－consciousness)。事实上美国法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和陪审团制度与古希腊的审判模式接近有关。所谓词语意识，无非是指律师要自觉地意识到词语对审判的影响，自觉地利用词语的力量来影响法官和陪审团。这与古希腊人对法律语言的理解并无二致。 　　法律语言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注释法学阶段。此时，罗马法作为“书面的理性”，表达的是神意的法真理，因此其对罗马法的解释着重其体系的协调，主要是应用逻辑的方法，对法律文本进行整理。这种对法律体系的追求导致了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法律文本的本身，而对法律文本本身的关注势必对原文进行文献学的批判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