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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赋亚仪式特征及其意义 　　摘要：汉大赋的“亚仪式”特征，指由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构成的一种言说形态的隐含性质。乐歌因能通神而成为原始宗教仪式的言说形式；原始宗教仪式赋予乐歌以神圣的意味，也决定了《大雅》与《颂》歌功颂德的必然言说内容和神圣地位。汉代经学兴盛，使从原始社会以来经由先秦礼乐仪式的强化而形成的乐歌的“仪式情结”得以延续。这主要表现在对先秦仪式歌乐《大雅》与《颂》的颂德之诗和音乐言说形态的继承方面。汉大赋虽然不曾用于仪式，但却也具有“亚仪式”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及其隐含意味，确立了汉大赋在汉代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汉大赋；言说形态；“亚仪式”；隐含意味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4―0199―03 　　 　　收稿日期：2008―05―20 　　作者简介：白晓丽，女，河南检察官学院讲师。 　　 　　先秦时期，乐歌最早因其用于宗教仪式（包括其他礼乐仪式）而获得了神圣、庄严、正式的隐含意味而具有了崇高的地位。“亚仪式”则是指没有用于正式的仪式，但却有着某种仪式特征的现象。深入研究汉大赋的这种“亚仪式”特征及其隐含意味，对于理解汉大赋与骚赋言说传统的形成、汉代的赋论及汉赋的文学史地位的确立，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汉大赋“亚仪式”的言说形态 　　 　　汉大赋的“亚仪式”特征，主要指它由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构成的一种言说形态的隐含性质。 　　汉大赋的言说内容，多为歌功颂德。诸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与《子虚赋》，均是“曲终而雅奏”；扬雄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明言目的是“以风”、“以劝”。从两位名家的宣言看，似乎汉大赋所作皆是为着讽谏。汉人作赋，确有讽谏之心，但不仅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这些大赋其讽谏之意被歌功颂德的内容所掩盖，而且汉代的其他咏物赋，也大多是对所咏之物的物性及其功用进行赞美。如淮南王刘安的《屏风赋》赞美屏风“心实贞悫”，马融的《琴赋》赞美“琴德之深”，等等。尤其是东汉，赋家把赋的言说内容更多的定位于歌德。所以，汉代人总是赋颂连称。如马融《长笛赋序》明言为《长笛颂》；其《琴赋》在《文选?文赋》注、《陆机拟古诗》注引中都称作《琴颂》；班昭的《大雀赋》在《艺文类聚》九十二、《御览》九百二十二引《曹大家集》中都作《大雀颂》。颂以歌德，可见汉人最为醉心的是颂德。 　　汉大赋的言说形式多采用韵文，并在某种意义采用了歌，即“韵文加音乐”的言说方式。《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此后，人们多认为赋是不歌而诵的。但赋不仅采用了韵文的言说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歌的。刘向《别录》曰：“有丽人歌赋。”显然，这里的“歌赋”词中的两个字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动宾结构。王褒《四子讲德论序》载文学曰：“何必歌诗咏赋？”这些都说明当时赋是可以和诗一样能“咏”的，咏即曼声长吟。张衡《舞赋》云：“昔客有观舞于淮南者，美而赋之”，赋后有“歌曰”。从所歌之词的句式可以看出，歌者所歌决非当时的诗，前四句为楚辞的句式，后六句则是典型的汉赋的句式。 　　从王褒和刘向都说赋能歌可以推断，西汉时期，赋是能歌的；班固所说赋只诵而不歌，大概是西汉以后的事，但从张衡的《舞赋》看，东汉依然还残留着歌赋的影响。所以陆机和刘勰都对于赋“声”的特征给予了特别的注意。陆机《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元祝尧《古赋辨体》卷十说：“骚中《抽思》篇有‘少’，荀卿《赋篇》内《?媸?》有‘少歌’，及《渔父》篇 　　末又引《沧浪》、《孺子》之歌，则赋家亦用歌为辞。未可泥‘不歌而诵’之言也。是故后代赋者多为‘歌’以代‘乱’，亦有中间为歌者。盖歌者乐家之音节，与诗赋同出而异名尔。”故可以说，赋原本也有着音乐性特征。 　　汉大赋的这一种言说形态似乎可以归结于《诗经》的《大雅》和《颂》。《诗经》在汉代文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诗经》中还有《国风》和《小雅》，为什么汉代人偏爱《大雅》和《颂》这两种言说形态呢？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杨修《答临淄侯笺》亦云：“今之赋颂，古诗之流。”确实，汉赋的四言句式和铺排的手法都与《雅》、《颂》有着一定的联系，但真正的赋却源于楚辞和荀子的《赋篇》。楚辞和荀子《赋篇》虽有音乐的性质，但包括宋玉的赋在内，都很少有歌功颂德的内容，且楚辞和汉大赋与咏物赋在体式上也完全不同。因而，汉代人将赋的源头归于《雅》、《颂》，显然有着另外的隐含意味。 　　 　　二、从《雅》、《颂》的仪式性质看 　　 　　汉大赋的“亚仪式”意味要说清汉大赋这一言说形态的“亚仪式”特征，还需从乐歌与原始宗教的关系说起。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原始宗教仪式就已产生。由于原始人类认为乐歌具有通神的功能，人们只有借助乐歌才能进入迷幻状态，与神灵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