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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代襄阳流民附籍政策 　　〔摘要〕明初，襄阳实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政策，后随着流民的增多和不可遏止，明政府改弦更张，实行附籍政策。明代先后经历了“田产以附籍”“州县以附籍”“岁查以实保甲”的流民附籍政策演变，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形势，体现了国家对流民的重视，和“民性犹水”、善导善下而治之的治民思想，为流民附籍提供了保障。 　　〔关键词〕明代襄阳；流民附籍；“田产以附籍”；“州县以附籍”；“岁查以实保甲” 　　〔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167-06 　　①对于流民，历史文献中多有表述，且名目众多，有“逃户”“流民”之称，“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曰移”（张廷玉：《明史》卷77《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878-1879页），又有棚民之称：“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种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册，5027页）《清史稿》也有类似记载：“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赵尔巽：《清史稿》卷120《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3483页）而“客民”，则多用作与“土著”相对的一种称呼：“其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屋为肆，号曰‘客民’，别‘土著’也”。（陶寿嵩修、杨兆雄纂：同治《竹溪县志》卷14《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册，217页） 　　〔作者简介〕董粉和，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周保国，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009。 　　襄阳地处鄂豫川陕交界，史载其“地多山，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1〕“然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i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2〕可见，襄阳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明初是作为特别行政区划存在的，“空其地而禁流民”。这一点文献多有反映，“荆襄地连数省，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易为屯聚。自洪武初，高皇帝命申国公邓愈芟平之后，禁无人入”。〔3〕然而，恰恰就是在禁令施行的洪武年间，此处就已经有流民①了。“流民所在，有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者。亦多听抚当差，未尝为恶”。〔4〕之后，流民更是络绎不绝。“荆襄流民自永乐、宣德以来，言者每以为忧”。〔5〕至成化年间，流民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永乐迨今，所在流移，岁集月聚，无虑百万”。〔6〕 　　一、田产以附籍 　　面对数以百万计、不可禁止的流民，朱元璋在施行“黄册制度”“路引制度”，严格限制人民迁徙的同时，也对流民进行附籍。洪武二十四年“上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去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7〕永乐帝认为随州、枣阳等县流民“人孰不欲保聚乡里为良善？此盖厄于饥寒而有司不能抚绥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谕之归。不须治罪”，“惟出入官府，蠹政害民，及惑众劫掠者论之以法”。〔8〕正统元年襄阳府属均州光化县，对于流民，“命都、布、按三司躬亲验丁入籍，拨与绝户荒田耕种，纳粮当差”。〔9〕正统三年，湖广襄阳府宜城县知县廖仕奏：“诸处商贾给引，来县生理。因见地广，遂留恋不归。甚至娶妻生子，结党为非。窃恐天下地广人稀之所，似此不少，宜加禁防。事下行在户部。以为宜督责归家。其有愿占籍于所寓，以供租赋者，听从之”。〔10〕 　　实际上，对流民的附籍，至迟在宣德时期就已经形成制度。宣德五年即有榜文： “如每丁种有成熟田地五十亩之上，已告在官者，准令寄籍；有于百里之内或百里之外分房耕种，原籍徭赋不误者；或远年迷失乡贯，见在居住，未经附籍者，所在有司勘实书籍，送部查考”。〔11〕在这项建议中，列举了三种附籍的情况。英宗即位之初就贯彻附籍制度，并“授以地亩，俾供租税”。正统元年“命逃民占籍于所寓。先是行在户部奏：‘各处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芜，租税逋负。将蠲之，则岁入不足；将征之，则无从追究。宜令各府州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文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于所寓州县。授以地亩，俾供租税。则国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12〕景泰年间，授流民以田产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前河南参政孙原贞奏流民有“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恐其相聚为盗，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