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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客户管理 　　晋商将商号或朋友间的友好关系（客户关系）称之为“相与”，为了更精细地区分生意伙伴，相与还分等级，关系密切的相与往往比初步的相与能得到更多的优惠条件。晋商每逢佳节宴请宾客，主人会在第一天亲自款待相与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与客户，用极上等的筵席，第二天则次之，普通的相与关系则安排在第三天，比第二天又次之。晋商看重相与关系，相与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生意的成败。决定在危机的时候抗风险的能力。建构怎样的相与关系也体现出掌柜的眼光和能力，选择、建构和维持相与关系是晋商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独特管理方式。 　　偶得“相与” 　　1884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赴京，需要银两作盘缠，便向日升昌票号借白银十万两。日升昌票号的掌柜感到为难。山西票号一向以稳健著称，在规避风险方面十分谨慎，从来不冒险贪做大宗的生意，有的票号还明文规定放款的最大额度，掌柜私自接洽超过额度的生意即使盈利也要受到责难。因此日升昌票号的掌柜一时犹豫，若张之洞还不起本钱，届时票号将血本无归，赔本的风险太大，所以没能立刻答复张之洞，这使张之洞十分失落，便告辞而去。 　　张之洞转了一圈来到协同庆票号，受到了这位掌柜的热情款待，不仅十分恭敬客气，而且对借款之事满口应承。但协同庆票号和日升昌票号的号规相差无几，按协同庆的规定放贷一般不允许超过二万两白银，协同庆的掌柜又怎能借给张之洞十万两白银？这就是协同庆掌柜的巧妙之处，他对张之洞说：“大人不会一下子用完，若现在一下子取出，白付好多利息，甚不上算。不如立一个取银折子，随时用随时取，大人用多少便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对这个提议，张之洞甚为满意，欣然答应。协同庆票号的掌柜也可以不违背号规，做成了一单生意。这个安排对张之洞和协同庆票号都十分稳妥，随后银子还没有借到三万两，张之洞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消息传开，各票号都前去贺喜，张之洞全部挡驾不见，唯独接见了协同庆票号的掌柜，并将两广的钱粮国税全部交予协同庆独家办理。协同庆京师分号的掌柜通过这单生意偶然结交了张之洞，给票号后来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商机。 　　金钱买不来的安全保障 　　晋商把相与关系看得很重，是因为相与可以带来极为丰厚的商业利益。在关键时刻，相与甚至能够决定商号的生死存亡。相与密切的商家可以像兄弟一样，以接近于两肋插刀的态度，毅然决然地舍弃眼前小利甚至自身的某些利益，谋求两家商号的共同利益。 　　祁帮乔、渠两位东主的票号联合发行钱票，由于发行量一时增加迅速，动摇了客户的信心，人们见钱票发行太多怕自己手中持有的钱票贬值，纷纷至票号兑现，于是引发了挤兑。乔、渠二家无法稳住局面，便请求向来信誉卓著的锦生润票号帮助，锦生润慨然应允，开始无限量、无条件地兑现乔、渠两家发行的钱票，此举保住了钱票的信誉，将一场挤兑与破产的威胁消匿于无形。此事之后，乔、渠两家与锦生润的东主曹氏结为至交，生意上也处处照顾锦生润票号。 　　祁帮乔、渠两家与曹氏之间的相与关系，不只是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前者的票号，而且在之后给曹氏的票号带来了稳妥的利益和金钱无法买到的安全保障，如果曹氏的票号遇到风险，他也能得到乔、渠两家的全力帮助。对商人来说，这层关系可以使他们在浮沉的商海中得到十分珍贵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不可多得，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阜康票号倒闭的时候，胡雪岩就没能得到山西票号的帮助。阜康票号是浙江钱塘人胡雪岩开设，属于南帮票号，是为数不多的南帮票号中的佼佼者。由于胡氏是南方人，与晋商做派不同，阜康票号经营的理念也与山西票号有异。胡雪岩的经济实力可以说远胜祁帮票号，阜康票号的本钱也比一般的山西票号多上数倍。当他的资金链断裂时，仅差几十万两就可以渡过难关，然而他以价值千万的商号、家产、地产抵押，却仍是告贷无门，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相比之下经济实力逊色得多的祁帮票号却能在困境中得到锦生润的帮助。正如相与关系不能靠金钱买得，它也不能以财富衡量，它带给商人的回馈也是意想不到的无形资产。然而其商业价值无穷无尽，因为它可以带来商机，带来利益之源。 　　相与关系对晋商来说十分重要，是因为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积淀，在山西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氛围。那些不成文的规则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形成厚重的商业准则，一旦背离则将被逐出市场。这些准则之中，相与关系算是其中之一。诸多类似的山西商人轶事提示着这样的事实：生意做得好的商人，其相与关系必然处理得很好。没有良好相与关系的商人经不住市场的颠簸，往往较早亏本收摊回家。 　　山西票号中有一家叫作谦吉升，这一家票号与其他山西票号不同的一点是，它虽然冠以山西票号之名但却是陕西人开办，只为了借助山西票号的良好声誉才拉拢一个山西人入股，这位山西股东事实上并未出资，只吃空股一份，成为名义上的东家。这家票号从开办之初便与山西的殷实商人开办的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