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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业三废排放因素分析 　　一、引言 　　 　　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增长,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具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类起来,无非是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 　　人口快速的增长自然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早在1968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就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增长的极限。的确,人口的增长会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土地资源的占用、化肥农药的使用、森林的砍伐、生产过程会带来污染的消费品的大量使用等等。对于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人口增长会给环境带来压力毋庸置疑,但今日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做出了多大“贡献”,或者说人口增长能对环境恶化有多少解释力是本文着重考虑的问题。 　　除了人口增长,经济因素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特别是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然而控制高污染企业,实现经济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长期以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和出口。对于投资来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增速较快,而且涉及行业多,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在环境问题中有多少责任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对于出口而言,我国的出口多半为来料加工型,及FDI建厂然后进口原料出口成品。对于FDI在中国环境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众说纷纭。FDI大量涌入中国,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环境监管的松懈是否也是重要原因?本文采用统计定量分析,解释FDI是否直接或间接的带来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文献回顾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悠久的研究课题,涉及方法众多。其中从定量角度分析人口对环境影响的文献很多。如四川大学人口所张志良教授,就从人口对工业、淡水,工业污染多个角度定量分析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青岛农业大学的周震峰,具体到青岛市阳城区,采用序列资料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输出与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导致资源需求量加大,同时也会带来诸如生活垃圾等物质输出规模的增长,但对水体污染物和耗散性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控制人口数量对于实现区域物质代谢减量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他研究还有很多,总得来说,人口增长给环境带来压力是一致的结论。 　　对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的研究也相对比较成熟,暨南经济学院的齐力、梅林海引用相关调查数据,从经济增长与环境法规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强度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增长趋势的关系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研究。郭红燕、樊峰鸣和吴季松运用1999-2005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8种具体的环境污染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不是全部的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有一些指标也呈现倒N型和线性关系,曲线形状与环境指标的选取和样本数据的选择有极大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影响环境的因素多,单一因素的影响仅从经济意义上也较为明确,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人口和经济方面因素。同时对于经济因素,进行细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FDI,考虑三个因素对于环境的影响。关于FDI与环境的关系,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较少。 　　马丽、刘卫东、刘毅分析了FDI与地区的环境管制标准有着重要的关系,并且指出各地恶性竞争FDI致使环境管制标准下降,管理不严,进而导致环境恶化。傅春生、战凯、王惠、乔学兵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外商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商投资可能推进新的技术,推进环保失业,但也可能进口大量污染性原材料、从本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或利用监管漏洞转移落伍产业或者尚无环境保护规范的企业,宋婷婷、李蜀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张德强、谭晶荣通过对比我国的库兹涅茨曲线与国外的异同,认为外商投资在这种不同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 　　以上研究主要采用机制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还需要充分的数据来证明。刘春光、尹华利用1985到2005的数据,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证明了FDI对我国工业燃气的排放有正向关系。然而这种正向的影响是否来源于两者都与GDP增长有正向关系有关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解释。熊鹰、徐翔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分析了GDP、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聚集程度、基础设施状况、污染物排放、人均收入等几个因素对FDI的影响,认为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