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美丽新世界”.docVIP

福利国家的“美丽新世界” 　　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只要一提到“北欧模式”“福利国家”，我的脑子里便不由地会冒出这句话。瑞典是举世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典范，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运转最成功的福利国家。2004年春夏，我曾在那里生活了数月，因而自认为可以撷取自己在那里一鳞半爪的亲身感受，为有关福利国家的争论增添一抹感性色彩。 　　再见，传统福利国家 　　那么，生为一个瑞典人究竟有多幸福？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病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自己整天心情阴郁，白天无精打采，夜里常常失眠。医生认为他可能患了轻度的忧郁症，这种精神性疾病在寒冷的北欧很常见，日短夜长的冬季尤其是发病高峰。于是医生给他开了两星期的病假，并建议他平时多到户外活动，多接触阳光。 　　病人听罢，立刻嚷起来：我们这里户外零下20多度，早上10点天都没完全亮，下午4点就已经黄昏，你让我怎么户外活动？哪里去晒太阳？医生一想，病人说的确实都是事实，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再给你加开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休完你的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众所周知，在瑞典看病是国家埋单的，而阳光明媚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度假胜地。 　　如果你认为这个夸张的故事是瞎编出来的，那就错了。它是我亲耳从一个瑞典朋友那里得知的，并得到另外好几个瑞典人的证实。他们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都不忘记加上一句无奈的感叹：“不过这样的好事情放到现在是不可能了。” 　　这种自嘲和无奈，折射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旧式的福利国家模式已经破产。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还让太多原本应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激烈竞争、追逐成就的人懒洋洋地依偎在国家的温暖怀抱里。一位当时曾在荷兰生活的英国作家写道：“如果必须指出福利国家的巅峰时期，那可能是1976年前后的荷兰……那时，没有多少荷兰人会非常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直接流入了收税员手中。” 　　这意味着，福利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恩惠，但也是一个重负，而且它还在不停地迅速扩张。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总数的7%，而社会开支却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为糟糕的是，西方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导致它们未来还将继续加大在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上的花费。 　　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现代福利国家最重要的设计师威廉?贝弗里奇从没有离开过意识形态争论的中心位置。对许多右翼人士而言，他对英国战后的经济滑坡和国家衰落（即所谓“英国病”）负有巨大责任；而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英国社会政策后来的诸多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历届政府未能完全践行贝弗里奇的愿景。 　　但不管这种争议还将持续多久，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定的：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遭遇了普遍的衰退、滞涨以及奇高的失业率，加之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变得难以维系。事实上，福利国家的近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欧洲早已不是一个乐园，并且已有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不是了，未来它还会变得更糟。改革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已开始尝试改革不堪重负的福利社会体系。但在欧洲，倡导自由市场的势力从未能撼动福利国家的根基。就?B“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没能触及国家卫生系统，充其量是不再扩大福利范围。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她的后继者戴维?卡梅伦首相面临着“改不动也得改”的绝境。用美联储前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的话来说，“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福利国家模式从未遭遇过真正的政治挑战。现在，福利国家已经撞上由经济现实和财政状况筑起的‘南墙’”。而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说得更明白：“过去有人认为，欧洲非常富有，可以让公民用不着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必须埋葬老式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 　　瑞典在“养懒人”吗？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讲的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Norrk ping乡下，一片面朝波罗的海、拥有茂密森林的美丽山坡上。那是个昼长夜短的春季，每天早上6点刚过，就会看到左邻右舍早早地起身，男人忙着在院子里擦汽车、浇灌修葺园艺或整顿各类杂务；女人则煮咖啡、做早餐，喂孩子。不到8点，夫妻们就开车出门，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一派辛勤劳碌的场景。在工作和与他人业务往来时，就个人的有限经历，我也没有印象曾遇过任何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都井井有条、严谨高效、一丝不苟――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