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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反思 　　摘要：劳务派遣作为标准用工形式的补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完备的劳务派遣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平衡劳动者、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审视我国现行的劳务派遣制度，评估其存在的不足，通过明确立法原则，合理限制准入，细化适用标准，实现同工同酬，公平承担责任可以促进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劳务派遣；法律制度；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912.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7.04.0023 　　劳务派遣制度的产生，缘于传统劳动制度无法有效率地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岗位需求。作为现代劳动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确立的用工形式伴随着法律对雇佣自由、营业自由理念的逐步认可，经历了禁止、限制、逐步宽松的过程，但始终未脱离标准用工形式的补充地位。据国际劳务派遣业协定组织2009年的经济报告，劳务派遣业目前只是影响力有限的正待发展的产业，劳务派遣用工只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2.1%，欧洲和美国的2%[1]。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随着劳动就业机制的转变以及相继出现的下岗潮、民工潮、毕业潮，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当社会无法为劳动者全面提供长期、稳定的劳动岗位时，劳务派遣作为一种就业方式具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空间。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结束了我国国家层面劳务派遣立法的空白，立法的基点是在规范的基础上限制劳务派遣，然而，现实却出乎人们的预料，劳务派遣非但没有萎缩却出现了超常的发展，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到2011年底，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已近4000万，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2]。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针对《劳动合同法》中关涉劳务派遣的四个条款作出修改决定，充分表明劳务派遣规范实施的重要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实施更被认为是2014年劳动工资领域的十大热点之一[3]。 　　制度内在价值的不可替代是制度存在的理由，制度外在设计的合理是制度功能发挥的基础。劳务派遣所表现的劳动者、派遣单位（用人单位）、用工单位“三方结合”的特有方式，在复杂化标准用工关系的同时，也对制度本身提出了特殊性要求。现代社会，法制恒定而恒变，不间断地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寻求着平衡，对我国既有劳务派遣法律制度进行直接审视，结合制度发展趋势、理论研究成果和特定国情背景，是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的一种可选择路径。 　　一、审视：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现状 　　劳务派遣实现雇佣与使用的分离，所产生的劳动关系是一种非典型的劳动关系[4]，非典型性在性质上表征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制度适用上体现着一般和特别的并存。实际上，劳务派遣法律制度作为劳动合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法脱离劳动合同制度而独立发展；但从本体论的角度考虑时，有必要暂时忽略劳动合同制度的整体，而单独聚焦于劳务派遣法律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二节的规定，构成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谖衽汕残姓?许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属于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通过对现行立法的梳理，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派遣单位的资质 　　劳动者、用工单位存在的基础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对劳务派遣不存在当然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在劳务派遣制度中没有单独规定的必要；派遣单位作为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形成劳动使用关系的过渡主体，存在的价值就是服务于劳务派遣，同时还需要以非劳动需求者身份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其信誉直接影响劳务派遣制度的实施，法律存在特别规定的必要。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设立派遣单位的条件，并以行政许可和公司登记作为开展业务的前提。通过对法律条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派遣单位采用公司制。公司登记的要求决定了派遣单位的组织形式只能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一般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两者外延的显著差异，表明了劳动用工立法所持的谨慎态度。 　　2.注册资本有特别要求。我国一直秉持资本信用的传统，注重法律对注册资本的高标准要求。虽然2013年底《公司法》的修改实现了一般公司从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化，但对于劳务派遣单位依然以特别规定明确了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元的要求。 　　3.行政许可为必经程序。劳动关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私人关系，国家进行调控和干预不存在异议，但是如何干预，“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4]，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确立之始，设立派遣单位并无明确的行政许可要求，然而“新注册劳务派遣机构大幅增加，但呈现出无序发展、经营状况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