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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外出劳动力回流因素浅析 　　摘 要： 以地点作为界定回流劳动力的指标，文章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其中，着重探讨了在从事非农职业过程中的积累（包括资金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受到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的影响。对于职业经历来说，有农民工经历和有“其他”职业经历的人员更偏向回流，而有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经历的人员回流的概率较小。 　　关键词：劳动力回流;职业经历;事件史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31－05 　　 　　一、引言 　　 　　在我国农民非农化过程中，有大部分劳动力进入到了非农领域，小部分回流到了农村。回流是劳动力对自身情况进行评价后的一种决策，其本身并不能引起我们注意。但在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这种逆向流动就不能不被广大的学者关注了。 　　研究劳动力回流的文献多从宏观环境（政策、经济）及客观因素（工资、流动成本、社会地位）的影响出发，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目前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现象，但这些研究在两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方面是对回流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国内外对我国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文献中，Zhao对“回流劳动力”的界定为：回流到家的劳动力。［1］而其他研究回流的文献对“回流劳动力”做以明确界定的较少。［2］因概念模糊，所选择的调查对象就会以研究内容为导向：或仅调查回乡务农的样本，或仅调查回乡创业的样本。这样，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结果就不能反映出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的不足是对从事非农职业的积累（包括技术、资金、社会关系等的积累）影响回流后选择职业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许多文献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回流决策与回流后的职业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3］，但对这种积累如何影响劳动力的回流却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4］这是因为这种积累包含了多个方面进而难以选择指标衡量，所以要研究这种积累对回流及回流择业的影响难度较大。 　　本文以从业地点做为界定回流劳动力的指标，并在两次调查数据中选择了研究样本后，以职业经历作为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积累的替代变量，结合劳动力的自身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变量，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尝试着探讨在从事非农职业过程中的积累（包括资金和社会资本）对回流决策的影响。 　　 　　二、回流劳动力的界定及样本的选择 　　 　　（一）回流劳动力的界定 　　本文以就业地点作为界定回流的指标，按行政规划由小到大将工作地点分为：本村、本乡、本县、本市、本省、外省，并分别赋予值1、2、3、4、5、6。在调查中，让被调查者填写职业经历和从业的地点。如果在择业的过程中有地点赋予值变小的情况就视为回流。 　　（二）样本的选择及特征概述 　　文中的数据来源于两次调查，一次是2006年暑假进行的关于农民职业流动与市民化的调查，调查主要集中在河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等省，获问卷2 455份；另一次是2004年对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四川五省的一次关于农民收入与阶层分化的调查，获问卷1 340份。在选择样本时，首先在调查的样本中将有非农职业经历的样本提取出来，得到样本2 173个。需要说明的是，因被调查者工作经历复杂，可能有多次外出与回流，本文研究的是回流到最小地点的从业状况，对于有多次回流的样本来说，当我们寻找到最小的回流地点后，就不再考虑其他回流的情况。这样得到回流样本为323个，样本数量及特征见表1。 　　 　　总体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1.43岁，男性比例为75.24%，文化水平的均值为2.84，具有某种手艺的人数比例为33.31%，有社会关系的样本所占比例为49.17%。与总体样本相比较，具有回流经历的劳动力，回流时平均年龄为28.04岁，男性比例为75.08%，均略低于总体样本，而文化水平（均值为2.88）、具有某种手艺的人数比例（为41.82%）和有社会关系的样本所占比例（为51.1%）略高于总体样本。从样本特征来看，回流样本多为：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女性略多，自身能力和社会关系均较高的劳动力。 　　 　　三、影响回流的因素分析 　　 　　（一）模型简介 　　因对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包含了时依变量（即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参数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民回流的因素。设回流发生的时间为一个随机变量T，文中给予变量T的初始分布为Weibull分布，这是因为分析结果中的参数P可以表现出回流概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P值等于1，表明为指数模型，风险概率不随时间变化；P值大于1，表明风险概率随时间递增；P值小于1，表明风险概率随时间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