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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溯近观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在一些青年看来，它似乎挺新颖。其实，他们对它的了解正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同样处于朦胧、甚至无知的状态。这就使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一番历史的回顾，对它复活的社会条件以及现实危害作一番考察。 　　一、达尔文的“失足”与赫胥黎的“钥匙”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渊源 　　科学巨匠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从而如列宁高度评价的那样：“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 　　青年时代的达尔文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神学，他是手捧《圣经》登上英国皇家远洋考察船贝格尔号的。五度春秋，物换星移，长期的环球考察，生物界辩证发展的真实图景，使他从“创世说”的梦幻中幡然醒悟。《物种起源》这部被达尔文自己诙谐地称为“魔王的圣经”的巨著，无疑是背叛《圣经》的宣言书。它象一发重磅炮弹击中神坛，轰毁了虚幻的天国！从此，达尔文被惊慌失措的英国传教士们视为“企图消灭基督教的威胁者”。 　　达尔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他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考察了生物界，证实了整个生物界的亲缘关系和共同起源，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生物进化的原因和动力，沉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神造论”和“目的论”，剥夺了上帝创造生物的权力。然而，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在阐述进化论时并未泛化到人类社会。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只是在书的结尾含蓄地提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但是，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以生存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自然选择学说（英文版《物种起源》的全称即《通过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选择学说是达尔文主义的主体，而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则是选择学说的核心；又由于达尔文曾“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郑重地声称“他的生存斗争理论只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所以达尔文实际上在这里“失足”了。这一“失足”，无异于暗示：社会学与生物学规律可以相互贯通。 　　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下的蛋，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被达尔文称为“我的总代表”的人类学先哲汤姆斯?赫胥黎曾致书达尔文，庄重表示：“为了您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他宁愿充当“达尔文的斗犬”，决心“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经过多年对发生学、动物解剖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等诸多学科的精心研究，赫胥黎冒着被斥为“一个邪恶的人”的攻击，坚守“人兽同源”的信念，提出了“人猿同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这是赫胥黎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对进化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然而，正如赫胥黎开诚布公地宣称的那样，他“一直致力于证明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猿猴本身之间还要宽的绝对的构造上的分界线”。1895年，他发表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首次明确提出了“通常所谓的社会中的生存斗争”的观点。在赫胥黎看来，人生是一个角逐场，弱肉强食，势所必然；胜则为富，败则为囚，贫困和堕落不过是“社会生存斗争”中选择的结果。人类“竞争”的动因在于：“他们都有贪图享受和逃避生活上的痛苦的天赋欲望”，“这是从他们的长长的一系列祖先――人类、猿类和禽兽那里继承来的天性”，而这种天赋的“倾向力量是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 　　此后，赫胥黎在论文《生存斗争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中，提出了完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说：“在伦理学者看来，动物界好比罗马的格斗士场，各种生物受到很好的待遇，送去格斗。在格斗中最强健敏捷者、最狡猾者获得生存，下一次就可以再格斗。”在人类社会中，“最弱者及最蠢者死灭。最顽强最狡猾者在别的意义上虽然并非最好，而在与环境斗争时则是最适者，是最能生存者。人生就是不断的自由竞争，除了狭窄的暂时的家族关系以外，霍布斯式的一切反对一切的斗争，实际上是生存的常态。” 　　就这样，赫胥黎从“人兽同源”的坚定信念出发，研究出人猿构造上的相似，推出了“人猿同祖”的唯物主义的结论；但却从“人猿同祖”“人兽同源”得出人猿、人兽同性，并进而臆断出人猿、人兽的社会存在同理。在赫胥黎的视线中，用伦理学的目光注视动物界，用生物学的尺度衡量人类社会，几乎左右逢源，别无二致。从自然科学上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跌人到人类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深渊，这是赫胥黎的哲学结局，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起点。 　　恩格斯遗憾地指出：由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致使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赫胥黎自以为从达尔文的“启示”中得到了启示，找到了一把研究从猿到人的起源、进化的“钥匙”，殊不知这是一把对不上锁、开不了门的“钥匙”。在奔腾不息的宇宙长河中，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自有其迥异于生物进化的规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