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末年政的失误与败亡.docVIP

楚国末年政治的失误与败亡 魏昌 战国末年，秦胜楚亡的结局给历史提出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史家们论及秦胜楚亡的原因，一般都以为秦具备了统一六国的主客观条件，是大势所趋，如荀子就评论道：“故（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从秦来说，这是有道理的。但胜与败是双方的，仅考察胜者胜之原因，而不探究败者败之原因，显然无益于认识和总结历史。 楚国历来强盛，“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先秦时期，楚夏对称，以区分夏夷两大阵营。秦是后起之国，当它逐步削弱中原诸国后，战国后期纵横家还是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楚国历史悠久、国势长盛不衰、疆土辽阔，竟和中原诸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足以令人深思和探索的。 当然，败因是多方面的，但楚国末年政治的失误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笔者试图从这方面作些探索，以求对楚国败亡这一对楚国来说是悲剧的结局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析。 “政不移”，?拒革新 楚人立国后，实行的是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王室专制政体。这一政体对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扩展争霸，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对内也避免了政权下移或旁落，有利于楚国长期的政治稳定。但是，“物质生活的生长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春秋末期，楚国和中原诸国一样，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新型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日益成长起来，楚国的政权形式却并未有所变革，保证王权强固的公子执政、贵族执政，交织嬗替，终未突破原有的王室专制模式，这样就越来越守旧，抑制新生力量的发展。 如早在楚康王时，令尹子南的亲信观起，“未得禄，而有马数十乘”，另一令尹艸为子冯的亲信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结果子南被杀，观起被车裂，艸为子冯被迫辞退了那八个亲信，开王室直接屠杀和贬抑新生力量之先声。入战国后，楚声王被“盗”杀，“国人”立其子楚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斗争何等激烈。楚悼王即位后，任用异邦人吴起大举革新，楚国政局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旧贵族竟残酷地射杀了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夭折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鞅而富强”，吴起被害对楚国的历史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从此，王室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王、顷襄王时，出身屈氏大族的屈原，仅因主张对内革新，对外反对亲秦，与王室意见相左，竟亦遭到无情的打击，使这位抱负远大、才华横溢的伟大革新者和诗人，失望地自沉汨罗江。至顷襄王后期，秦已大举东进与南下，兵锋所至，咄咄逼人，顷襄王仍“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庄王之后庄辛一针见血地指出“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请避国外。不久，楚果然国破城亡，流亡至陈。顷襄王穷途末路，有些后悔，又请教庄辛。庄辛以“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的道理，鼓励顷襄王振作起来：“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顷襄王听后有所触动，徒陈初几年，果然振作了起来，整顿兵力，进行反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好色，不使风议”之君，闭目塞听，不思整顿革新，东北保于陈，歌舞升平，了却一生。 顷襄王死，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虽名相国，实楚王也”，大权在握，虽对外战争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茸宫室，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末年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一蹶不振地滑下去，被动挨打，终至灭亡。楚国政治的守旧，当然非始楚国末年，而是早在春秋末就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破坏和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的寓言予以讽喻：“时已徙矣，而政不移，楚之为政者，有似于此。”可谓讽喻深刻，入木三分。 楚国末年政治守旧，还带来另一个致命弊病：既抑制本国人才，又排斥外来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他国所不及的。但楚国不珍惜人才也是有名的。如早在楚共王时，申公巫臣就外逃晋国教吴攻楚，苗贲皇又流亡在晋，为晋出谋画策，在鄢陵之战中大败楚国，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之说。入战国后，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被杀，国人屈原力图革新被贬，是战国时期迫害人才的最典型事例。楚国末年，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楚人李斯流居于秦，成为秦王政的座上客与重臣。与此相反，李斯之师荀子来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冷落一旁，春申君死即废。学生在秦居相，其师在楚闲居着述，何其鲜明对比！这在当时秦楚激烈相争急需用人的情况下，不能不是楚国政治上一大失策。 政治上的守旧与贪图享受，与沉缅于酒色是相伴在一起的。张仪诈楚怀王之所以得逞，重要原因之一是利用楚怀王宠夫人郑袖，又想得到“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这一弱点与奢求。顷襄王身负国耻父辱，竟还“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的春申君，公然要“舍人”李园进幸其女弟，有身后又进幸考烈王，尽管打着为楚王续后的幌子，却难以遮盖君臣奢淫的丑态。更有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