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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政策人大问责基本路径与规则设计 　　民主国家不存在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独立性与问责制是同一授权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授权越多，问责须更完善，货币政策问责亦是中央银行法治建设的重点。 　　货币政策独立性已蔚为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法制发展的潮流之一。但是，正如弗里德曼的批评，“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人们真的可以容忍一个不受任何一种直接的、有效的政治控制的机构集中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吗？”[1]“他们就可以共同行使权力，足以控制西方世界的基本经济命运，从而实现合理的结果和目标，而不是出现议会民主国家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过程……但是，其中隐含的基本原则却显然是彻底的独裁主义与极权主义。”[2]民主国家不存在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独立性与问责制是同一授权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授权越多，问责须更完善，货币政策问责亦是中央银行法治建设的重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是我国的代议机关，因此人大问责是解决货币政策独立性引发“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重要路径，主要包括人大选罢、人民银行主动报告和人大听证、质询制度。 　　一、人大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选罢机制 　　传统理论认为，选举问责（Electoral Accountability）是政治问责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实现机制。选举第一功能是“权力交接”；第二功能是“利益代表”；第三功能才是“建立一个对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