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判导言加注版.docVI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注：标题《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手稿笔记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笔记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Ⅰ”，在《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与之相连接。——1。） 1.生　产 (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注：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9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1。），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注：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 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让·雅·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 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1。），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并参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见本卷第31-35页）中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此处应为后一种含义。——1、32。）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第1页◎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注：氏族的原文是“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现在通用的“氏族”　 (Gens)和“部落”(St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作为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的意义。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于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