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得与失.docVIP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得与失 　　袁宏道在为江盈科所作的《雪涛阁集序》中提出“时使之也”的观点，批评当时文坛盛行的复古风气，自觉探讨诗文自《雅》至明代的流变，论证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其同时表现出矫枉过正和机械性分析的弱点，在诗文流变的解读方面留下了遗憾。 　　一、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表达的思想主张 　　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批评，认为复古派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其拟古之作仅仅是“剿袭模拟”的滥腐之辞。他认为诗文的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进而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性灵说”。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他探讨了诗文的流变方向，阐释其中缘由，并极力印证自己的思想。 　　《雪涛阁集序》前两段实际上是袁宏道对历代诗文发展的总结。因为“《雅》之体穷于怨”，已经不足以寄托更深沉的感情，故《骚》生。晋、唐后，诗从有情无事、诗体为虚发展为“诗之体已不虚”；文从有事无情、文体为实发展为“文之体已不能实”。初唐以“流丽”矫正六朝骈丽，却失于“轻纤”；盛唐以“阔大”矫正之，却又滋生“阔而生莽”的问题；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又出现“因实而生俚”的问题；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却陷入境界狭小的泥沼，从而使诗道衰微。至宋代，“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雪涛阁集序》的后半部分则着重强调拟古之害，并为江盈科的诗文作辩护，反驳时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异议。 　　通观全文，袁宏道想表达的主要是以下几层涵义： 　　第一，以时间顺序叙述并概括自《雅》至近代（即明代）的文体与诗文特征，并用牡丹花和穿衣作比，与首句“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相呼应。草木无情，之前人们推崇的?红鹤翎品种因时代审美的变化而被左紫溪绯品种所取代；一味模仿古人言辞，并以之为雅，就像在冬季里穿夏衣一样可笑。自《雅》到明代诗文，中间经历的是一个下一代文人对上一代诗文流弊进行矫正，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再由后代创作者继续进行矫正的不断重复循环的“怪圈”。 　　第二，明代许多文人推崇复古，使得有才者不得尽其才，滥竽充数者仅仅拾“浮泛之语”便可成诗。诗道既如此，文道之弊就更不用说。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更是言?o激烈地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称复古派及其追随者“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称其作品“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复谓之诗哉”。 　　第三，时人提出江盈科的诗文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宏道辩护云不如此不足以“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然清代朱彝尊认为袁宏道此言乃“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是“文人通病”。 　　二、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不足之处 　　值得肯定的是，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较准确地概括了各代的诗文特点。《雅》“穷于怨”，六朝“骈丽??”，初唐“流丽”，盛唐“阔大”，中唐“情实”，晚唐“奇僻”，宋代“广境”，这种诗文的一代代矫正发展也确实是存在的。然纵观全文，在批判复古、力倡性灵时，袁宏道亦有短缺之处。 　　（一）个案的缺失 　　历代诗文固然有其总体特征，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个例，袁宏道在文中忽略了各代中特殊个体的存在及意义，这一点在阐释唐代诗歌风气流变过程的文字中表现得最明显。 　　初唐的“流丽”新风和“轻纤”之过应当指的是以上官仪为代表的“绮错婉媚”之体，描述细腻精巧，气度雍容典雅，但这并不能代表初唐的全部面貌。“初唐四杰”的诗歌中气势之壮大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其表现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感迥异于上官体。陈子昂提出的“兴寄说”成为唐代文学革新的宣言，将人生价值与追求融注到美学范畴，把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张若虚和刘希夷将无垠的宇宙时空与生命结合，使人读之豁然开朗，但觉余韵悠长，他们在意境创造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好了铺垫。 　　中唐的“情实”当指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平易近人、少含蓄的诗风，但这一时期除了元、白等提倡新乐府运动，重视诗歌实用功能与写实性之外，另有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它突破了传统诗教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将重心从诗的社会功能转向抒情特质、转向展露创作主体内心和艺术创造力，这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 　　晚唐“奇僻”当指姚合、贾岛，二人及其追随者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冷僻成分较多，与韩孟诗派及元白等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影响在五代时期犹存，效法者不少，也不失为一时风尚。“小李杜”即李商隐和杜牧的创作却是例外，他们怀古咏今，感叹国家命运，情感深沉。尤其是李商隐，他关怀国家现实，敢于在诗中进行尖锐的讽刺批评，其咏史咏物诗历来为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