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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对条约提具的保留及其总体完善对策 　　〔摘要〕中国迄今已经对所参加的82项多边条约提具了保留。中国提具保留的时机、原因、决定机关、程序和类型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特点。但是中国的条约保留制度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关于条约保留在国内法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在作出保留时一般都没有说明理由；迄今尚未全面回顾审查已经提具的保留；保留实践的方式比较单一。完善我国的保留制度势在必行，具体包括：积极探索和解决与条约保留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加强本国如何提具保留的对策研究；加强应对他国提具保留的对策研究；加强关于正待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条约保留实践指南》的对策研究。 　　〔关键词〕多边条约；提具保留；国际社会；条约保留制度；《条约保留实践指南》 　　〔中图分类号〕DF9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2-0087-05 　　〔基金项目〕2014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完善我国的条约司法适用制度研究”（14YS081） 　　〔作者简介〕王勇，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42。一、中国提具条约保留概况 　　自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我国总共参加了约300个多边条约，并对其中的82个多边条约提具了保留，约占总数的27%。中国对上述多边条约提具保留的时间及其分布情况如下：1950-1959年有4个，1960-1969年0个，1970-1979年10个，1980-1989年35个，1990-1999年有17个，2000-2009年16个。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越来越多，我国对条约的保留也日益增多。但是从1990年开始，我国提具保留数量的相对减少，说明我国对条约保留采取了一定的谨慎态度。 　　就中国对已经参加的多边条约提出保留的时机而言，我国在加入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44个，占537%；我国在签署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5个，占61%，其中有4个条约在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时确认了上述保留；我国在继承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6个，占73%；我国在接受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3个，占37%；我国在批准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22个，占268%；我国在核准条约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5个，占61%；我国在条约适用于香港时提具的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有1个，占12%。上述情况既符合国际条约法所规定的“保留可以在签署、批准、接受、赞同、加入、继承条约时或其后任何时间提出”，又反映出我国将提具保留的主要时机选择在加入条约时。 　　中国政府之所以会提具保留主要基于以下三种原因：第一种是基于政治因素而提具保留。例如，中国之所以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教廷大使的特权与豁免提具保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尚未承认梵蒂冈教皇国。又如，中国在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等提具保留时，均指出：“台湾当局盗用中国名义签署和批准的条约是非法和无效的。”这是中国政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原则的政治态度及其表现。第二种基于法律因素而提具保留。例如，中国政府之所以对《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提具“互惠”保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是因为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在国际司法协助方面采取“互惠原则”。第三种是基于政治与法律的混合因素而提具保留。例如中国政府之所以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1款（甲）项提具保留，除了我国《宪法》和《工会法》尚未赋予工人罢工权的原因之外，还有基于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政治考虑。 　　就中国作出保留决定的具体政府机关而言，我国作出保留决定的机关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外交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中国作出保留决定的主要机关。因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我国批准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机关，而中国参加的大部分多边条约属于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范畴，故需要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才能在国内生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批准条约时对条约提具相关保留。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我国深入研究条约并做好相关的应对争取充足的时间。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虽然也有在签署条约时提出保留的实践，但是数量很少。例如，中国代表在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时均提具了保留。此为其一。其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3条第2款规定：“保留系在签署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之条约时提具者，必须由保留国在表示同意承受条约拘束时正式确认。遇此情形，此项保留应视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出。”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既作为我国保留的提出机关，又作为我国保留的确认机关，这样可以节约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就中国提具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