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微观基石的思考.docVIP

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微观基石的思考 　　现代西方经济学习惯于把微观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个量的经济学，把宏观经济学看成是研究社会总量的经济学，并通过“加总求和”的思路来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走“调和”路线，要么使宏观理论适应正统的新古典理论（新古典方法），要么使微观理论适应宏观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在过去的 30 年中，这种调和的尝试一直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化发挥着主导影响并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日渐微观化。在这种思维范式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没有微观基础的。另一方面，在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看来，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也必定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所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一个重复建设的没有意义的命题。本文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的，但直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拿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却是一个可商榷的做法。 一 　　　　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之前，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矛盾，认为它们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在一个理论或学说中，运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种方法是常有的事情，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已，它可以在一个理论中并存。但在逻辑上能否统一，却是值得探讨的。 　　但自萨缪尔逊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综合创立新古典综合学派以来，引起了许多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争论。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用新古典派的微观经济理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空白”,是拼凑、杂种的宏观-微观理论，实质上是回到了凯恩斯以前的市场均衡论的传统上去了。琼·罗宾逊指出，要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就应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和从货币主义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后来从理性预期学派中更生出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违反了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罗伯特·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个市场都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的竞争达到了均衡状态，宏观经济才能处于均衡，所以解释产出波动、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的模型应该是考虑多部门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 　　综上所述，新剑桥学派提出的在价值理论上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所有经济学流派中是独树一帜的。其他学派基本上都在统一“理性人”假设及其逻辑推理下，试图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做法的实质是试图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来证实亚当·斯密描述的理想世界：所有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虽然经过了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一批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严格推理，但这个理想世界却始终没在现实世界出现过。我们看到的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一个暴力竞争的世界：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拥有最适应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常规”的厂商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而其他厂商则被淘汰。行动者所面临的市场只有两种选择：适应或者死亡。在这种市场规则或“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如果社会是由每个成员组成的话，那么个人的自私自利最终不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提升。这是高深和精巧的数学推导都无法解决的。因而当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则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倒退到斯密的私人利益与社会“一致论”和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从而用微观经济学取代了宏观经济学”.这不仅没有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矛盾，相反造成了二者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和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分歧和对立。 　　实质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特意微观化或建立一个微观的经济学，而是为了把商品价值的讨论引入一个主观效用判断上来，消除劳动价值论的“危险”倾向。边际效用学派着重于从物质方面考察经济，重视使用价值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较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但却片面地把交换价值仅仅理解为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片面地认为价值决定于需求，从而否定了生产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否定了劳动创造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关系。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指出了效用概念是“用效用来解释效用”的形而上学本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无法完全否认劳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所以他要调和古典学派的生产成本理论上和新的效用概念，于是他说，“价格决定于供求两方面，就象一张纸用剪刀的两面刀片剪裁一样”.在这样做时，他粗暴地歪曲了古典学派的剩余产品概念。“真实的生产成本是由人们的努力和牺牲所构成的话，唯一的剩余产品是地租，这是‘自然的免费赠品.”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恢复个人的经济作用，而在于通过模糊的效用